陶渊明归隐之我见

陶渊明自四十一岁归田,至六十三岁辞世,迄未再涉仕途。历来论者们最感兴趣的陶渊明的归隐问题,就是针对他生平中的这一段提出来的。钟嵘最早在他的《诗品》中送给陶渊明以“隐逸诗人之宗”的桂冠。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过于皮相之论了。别的不说,即从陶渊明之后既有隐逸经历又以诗人见称者来看,情况就各有不同。     

“谢从陶出”刍议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之际的大诗人,文学史上历来“陶谢”并称。陶比谢长二十岁,早谢六年而卒。在现存的资料中,无法找到任何有关陶,谢交往的记载,但是,从陶、谢两人各自的经历和交游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有相互了解的可能。理由如下: 其一,陶渊明是在义熙元年(405年)辞去彭泽令到老家浔阳郡柴桑县隐居的。他在当时有一定的名望,与刘遗民、周续之同为“浔阳三隐”。沈约《宋书》还为他立了传。当时的一些大官,如先后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檀道济等人,都曾设法结交陶渊明。而义熙七、八两年,谢灵运曾作为江州都     

试论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钟蝾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先生说他“是我们中同赫赫有名的大隐”一说到“隐士”,人们就会联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因而肯定陶渊明是隐士,似乎就等于否定了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一些人也正是用这种政治图解式的报论方法来评价陶渊明的。说他的归隐是逃避现实,激流勇退;是“耻事二姓”的封建愚忠;是“反现实主义诗人”;     

陶渊明的归隐与玄学的人格本体论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隐.自出仕江州祭酒,或官或隐,至义熙元年辞去彭泽县令,归耕田园,终其一世六十三岁,近半生都过着隐居生活.钟嵘论诗,称其为“隐逸诗人之宗”,首先着眼在“隐”,其次才是“诗”.可见渊明最初原非以诗著称,而是以“隐”名世的.陶渊明何以归隐?又何以能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自甘淡泊,安贫乐道?究竟其生活信念和贯彻始终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对此历代治陶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笔者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道德尊严与文化批判──论隐逸的正义要素

道德尊严与文化批判──论隐逸的正义要素张立伟我说隐逸不说隐士，隐士固然在隐逸，但历史上好多非隐士一生中也有长长短短的隐逸行为。简单他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本文主要论述隐逸负载的正义要素，看其幅射开来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一）隐逸头上三把刀...     

陶渊明隐逸诗人形象主观成因探析

陶渊明的隐逸诗人形象是经过漫长选择的经典化结果,中国文人选择他而非其他隐者或隐逸诗人,是因为他合乎中国文人对隐逸诗人的审美要求.本文通过陶渊明和孟浩然的比较,分析了陶渊明所具备的三方面素质,说明了他脱颖而出的原因.     

浅论陶渊明的“怒目”与“静穆”

陶渊明是我国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论家对其作品中表现的“怒目”与“静穆”历来争议很大,至今尚不一致,故有论辨之必要。一钟嵘《诗品·序》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历代论家多沿袭此说并加以阐发。“五·四”后,有学者说“陶渊明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原因之一是他“能泯化一切忧喜。”鲁迅曾对此提出批评.可是至今尚有人未理解鲁迅的原意,认为“静穆”是陶渊明的主要方面,“怒目”只不过表现在晚年极少数作品中。是否如此,试作分析。     

略论陶渊明的思想矛盾

创造了优美恬静的田园诗的陶渊明，他自己的思想并不平静。本文拟从陶渊明的诗文自身出发，分析一下他那动荡不宁的思想经历，看看他是在几个层面上展开这种内在搏击的。一、仕隐冲突这是陶渊明思想中第～个严重冲突。我看陶渊明的归隐有三个原因：1．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他多次表述，仕途社会对他犹如“樊笼”和“尘网”，他在其中过着“心为形役”的生活，这种违背心牲的生存方式，令他感觉耻辱和痛苦（即“志意多所耻”）；还在做建威参军时他就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归隐多年之后，回顾那段仕宦生涯时还说：“在英经十载，…     

对陶渊明仕宦心态的再认识

对陶公思想的历史认识与总体评价陶渊明（公元365-427）素有隐逸诗人之誉。颜延之称其“南岳之幽居者”①,沈约的《宋书·隐逸传》也将他排在其中,锺嵘更标榜其：“古今隐选诗人之宗”①。总之,“五四”以前的历代评论家,大都将陶公看作是“篇篇有酒”③“不染风尘”脱离现实的“田园诗人”,奉为“隐逸之宗”。“五四”以后,既有朱光潜赞陶公之“伟大”在于“浑身静穆”④,也有陈寅恪说：“陶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家而宗天师者也”⑤。笔者认为,对陶渊明的这些评价,大都有误会与偏见。鲁迅先生就曾批评过这种以偏概全的观…     

论陶渊明的“不朽”价值追求

陶渊明思想内儒外道,对“不朽”价值的执著追求贯穿其一生出处行状。陶渊明由“仕”到“隐”的转折是以退为进式的战略转移。归田期间他所走的路子是藉诗文彰显自我德性形象以实现立名垂世而不朽的“立德”之路,“以文传世”服务于“立德垂世”思想。     

试论陶渊明的归隐和他的田园诗

陶渊明象历来出身于封建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的志向抱负很难实现。东晋末年门第高于一切,士家大族凭借“九品中正制”把持仕途,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潦”的局面,才人志士备受压抑。陶渊明出身于一个并非士家大族的没落官僚地主家庭,以如此低下的社会地位,是很难在仕途上求得发展的。诗人几番仕而隐、隐而仕的经历,包含着他屡遭挫折的痛苦,导致他产生了与当权士族在政治上的离异倾向。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一种修辞学的阅读

一直以来,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陶渊明被视为隐逸之宗,陶渊明的诗文也被看做是作者心迹的写照。本文立足于"文"的修辞效果,运用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的方法,通过对陶诗作互文性的阅读,从陶渊明的身份认同、仕隐之辩、固穷守节之心等方面揭示了他的飘逸形象与他的写作策略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心隐”

通过对盛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中唐隐逸诗人的"心隐"的剖析,揭示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走的是一条由"真隐"向"心隐"逐渐泛化的精神之路.     

形胜·风土·情绪——论杜牧山水记游诗多彩的内容

杜牧２６ 岁及第入仕至５０ 岁去世，其间三为幕府吏、四为刺史，所到任所有七处州郡；四为朝官，从外郡赴阙，三次由扬州经汴、宋入京，一次溯长江、汉江，经南阳武关、商山抵京。诗人在任所及途中创作８０ 多首山水记游诗，占其诗歌总数１／５ 强。他的山水记游诗描绘了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流露出积极仕进、怀才不遇、消极隐退、仕隐两难、思念家乡等多种思想情绪，富有时代气息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田园"、"山水",异趣别情--浅谈陶渊明、谢灵运的归隐和诗作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