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青楼文化与明末清初士子娼妓剧的兴盛

明末清初的娼妓业呈现出了畸形繁荣的局面.由于文人的推波助澜,使得江南的青楼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士子娼妓剧的兴盛.明末清初的士子娼妓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描写士子与青楼女子的风流逸事,另一类则描写士子与妓女的真挚爱情,后者的数量更多一些.这两类作品都可以明显地看到现实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末清初士子娼妓剧的兴盛正是江南青楼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南社——封建士子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助推器

南社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革命的反清团体,在变革上层建筑的同时,自身思想迅速发生蜕变。南社的组织形式富有现代知识分子社团的特征。南社成员从事的职业,最多的是办学与执教,与私塾有质的不同;其次是办报办刊及自由撰稿,一个全新的职业。南社是使封建士子迅速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助推器。     

新潮小说文化意识纵横观——兼评作品人物的次文化心态

一 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164种之多。可见,文化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文化学派创始人泰勒对文化所作的定义是: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文化是人类“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     

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张献忠利用开科取士“杀戮士子”一事,在清代前期,几乎所有涉及张献忠在蜀事迹的野史稗乘都有记述。这些记述,曾经被研究晚明历史的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看作可信的资料,加以引用和传播。这样一来,所谓“杀戮士子”就成了张献忠“屠蜀”的重要事件之一。《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刊载孙祚民同志《张献忠“屠蜀”考辨》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对张献忠“杀戮士子”作了考察。但他也认为确有杀戮士子一事,时间是一六四四年秋天在成都第一次开科取士之时。孙文的论断是否正确?野史稗乘的记述是否可信?我讲一些意见,以供讨论。     

明末清初的“另类”文人典型——李渔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明代后期追求个性自由和宋元以来享乐思潮的双重影响,李渔形成了以闲适享乐为主的心性特征,一方面推崇情感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大讲依红偎翠的浮华生活;另一方面李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注重文学的劝惩与审美陶冶作用,积极进行戏曲小说的创作,形成沉沦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劝惩与享乐统一,雅与俗互动,多采用戏拟与反讽的叙事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圆”的文化心态

圆,无论是圆圈、圆平面、或是圆球体;也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造型艺术中,其形象给人的视觉感受,均为统一、完整的,稳定、平和的,具有美的形式因素;并能使人引发出相应的和谐、愉悦之情和心满意足之意。美学界认为,世界上最早发现圆形美的人,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主张:圆形和由“黄金分割”比例形成的矩形最美;哲学家、美学家柏拉图声称:由直线和圆构成的平面与立体形,是绝对的形式美。     

文化核心与民族认同的思辩——兼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文化的核心应该包括人们的价值观、语言、宗教、传统以及习俗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不同范畴、不同层次特点的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个由浅层的文化和深层的民族意识组合起来的共同体。民族与文化密切相关,民族人民创造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体现民族特点。文化认同可以促进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国际间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再是＂国家＂,而是植根于过去宗教渊源的＂文明＂。所以,文化核心在民族认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儿”非语素——兼议“儿化”的作用

“儿”是什么?除了“孩儿、健儿、女儿”等极少数词中的“儿”是一般语素外,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或专著都说“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后缀(或词尾)。比如张志公先生说:“子、儿、头”是“能表示附加意义的不自由语素”。①任学良先生说:“词尾‘儿’也是名词的标志”。②张静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典型的词缀有……子、儿、头……”,③吕叔湘先生说“有一类复词,是在一个词根后头附加一个词尾的。先拿物体的名称来说,常在本字的后面加‘子’,‘儿’,‘头’等词尾”。④胡裕树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常见的是名词后缀‘子、儿、头’”。⑤胡先生的说法,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因为这是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的。无须赘引了,总之,“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词缀,这已是“定论”。     

水浒歇后语探略——兼论水浒的民间接受

水浒歇后语是民众对水浒故事长期体认的结晶。由于创作主体和流传范围的民间性,水浒歇后语较多地表现出关注弱小人物、注重生活内容及淡化政治意识等特点,与小说《水浒传》相比带有浓重的生活化色彩,真实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     

解读《编辑学原理论》兼议文化缔构编辑观

研究了《编辑学原理论》在构建编辑学理论中的地位和价值,分析了文化缔构编辑观在编辑学科建设中的积极贡献。     

“和”文化的传播与拓展——兼议字体设计的“中和”之美

"和"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和"之美的审美理念就是由此而来。将汉字当中所蕴含的"中和"之美延伸至现代字体设计范畴,对于其传播与拓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和"之美对于汉字的本土化设计非常重要。将"中和"之美这一传统观念与现代字体设计相结合,为"和"文化的传播与拓展开辟新的途径。     

孙中山的“均平”与“协调”观——兼论孙中山与中国文化

“均平”与“协调”观承认“均平”与“协调”是事物自身属性和发展趋势,它集中表面于孙中山思想的六个方面,是孔子的“正名”、“均无贫”与董仲舒的“三纲”、“均贫富”思想的承传与弘扬。     

历史文化心态的裸露--略论《水浒》的历史文化意识

《水浒》一书 ,积淀和储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意识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伦理观念。概而要之 ,主要有 :(一 )“官崇拜”的民族文化观念 ;(二 )以“和”为特征的群体文化观念 ;(三 )以“孝”、“忠”为核心的向心文化观念     

深入开展对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兼议“语言国情学”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开始对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是比较早的。1950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语言和文化》一书问世。在该书的《引言》中,罗先生提出了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词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移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近年来,我国语言工作者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中卓有建树,有关文化语言学的专著、论文集、丛书相继出版,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中青年学者中,代表人物当属申小龙。其主要观点如下:     

清代“闭关政策”与封建文化心理

本文认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下中心”观念,等级秩序的“礼法”观念,“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是清朝“闭关政策”和近代闭关文化心理赖以持续和生存的广厚土壤。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虽然在鸦片战争后不复存在,但闭关的文化心理却依旧存续。近代的“中体西用”和“西学中源”就是这种闭关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     

《水浒》女性形象漫说──兼谈《水浒》的“话语”

本文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了男权视角下《水浒》中的女性形象。     

试述“通变”观的历史发展——兼论刘勰“通变”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撰《通变》一篇,历述了从黄帝到“今代”文学的递变,认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他的“通变”论建立在对文学发展历史宏观把握的基础之上,着眼点是很远大的;他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木)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又说:“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目光所及,包括了文学创作中古与今(故实与新声)的融会贯通和内(情、气)与外(物、     

江河文化与家园遗产——兼议右江流域的文化结构

人类学的"江河"包含着"长时段"、多层次的人类生产活动与文化创造,也是观照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尚佳范式。文章在珠江水系—百越古道的整体性背景上,以"水""域""人""家"为文化结构维度,对右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分析探讨了右江流域文化的地方性、走廊性、交融性和共生性。右江的江河水系联通了"水"—"域"—"人"—"家"的文化生发脉络,生动诠释了"江河文化"作为"家园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批判《水浒》的所谓“人民性”——兼评《水浒》作者的世界观与艺术观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光辉指示动员和鼓舞我们深入批判投降主义路线。解放以来,关于《水浒》有不少荒谬评论。谬论之一,就是“《水浒》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这种谬论至今还在一些文章中流露出来。例如,有的     

知识观与课程内容观——兼谈我国“新课改”课程内容观的转变

影响课程内容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在众多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知识观对课程内容观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循着知识观的演变脉络来考察课程内容观的转变的基础上,探讨新知识观对课程内容观的影响,并对我国蓬勃开展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课程内容观的转变作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