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孝经》学研究初探

宋代《孝经》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对《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一些考订,古文《孝经》学研究有所进展,一些学者对《孝经》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研究对明清的《孝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武帝与梁朝《孝经》学及孝行

《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载的《孝经》著作多梁朝的注和义疏,这与梁武帝高度重视《孝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撰写《孝经义疏》,奖掖善《孝经》者,推行孝治,推动了《孝经》在梁朝的发展。他宣扬儒、道、佛三教同源思想,促进了《孝经》学与佛教思想的双向渗透。但他本人居丧过礼的行为以及其孝行的神化也对梁朝孝子们产生了消极影响。     

《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

《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経及东西洋の孝道》(《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

北宋范祖禹书、南宋所刻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是目前最早的《古文孝经》宋本 ,对认识传世《古文孝经》的文献价值、考察日本流传的《古文孝经》及《孔传》之真伪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该石刻《古文孝经》上石时代、历代著录情况、石刻本面貌及其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进行探讨。     

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经》习俗考论

《孝经》被列在多件新疆吐鲁番古墓群中出土的陪葬品清单——衣物疏中,此现象是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当地百姓以《孝经》陪葬习俗的反映。考古资料证实,所列《孝经》并非衣物疏的虚记,而是墓主生前所用、死后随葬的陪葬品。此俗因袭于汉魏以来中原地区汉人的丧葬习俗。中原历代统治者推崇《孝经》,以《孝经》等儒家文化教育子弟;另外,统治者还用法令制度确保《孝经》中孝的精神得以严格执行,这是唐西州百姓陪葬《孝经》的深层原因。     

论刘向对《孝经》文本的整理

西汉末年刘向对《孝经》进行整理的文本对象不是历来所认为的颜氏今文本，而是宫廷内府所藏孔壁古文本。经刘向整理后流传的《孝经》文本属于古文系统。由此，历来《孝经》学界关于《孝经》学源流分为今文、古文两个基本系统的根本认识有必要做重新考量。     

《孝经》意义新论

《孝经》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经典著述,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孝经》内容、地位的简述,分析了《孝经》的意义和影响,结合现实背景重新阐发了《孝经》所蕴含的正面、积极的孝道观念和人伦思想及给予当前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朱子 《 孝经刊误》析论

《 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 《 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 《 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 《 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 《 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 《 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 《 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 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 《 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

《古文孝经》在宋代复出并得到广泛注意和研究,宋代《古文孝经》学成果较多,为其他朝代所无。本文通过对《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与研究历史之考察,清理了《古文孝经》的真实面貌,纠正了南宋以来关于《古文孝经》的错误认识,为澄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古文孝经》真伪问题作了论证。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