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干涉主义而非放任主义,其价值追求是"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过度无序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而劳动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他将社会主义区分为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主义,并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但不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相信社会主义精神"吾中国固夙有之",但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总原因在于当时尚未形成劳动阶级;他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行"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主张中国应当鼓励和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还体现在他对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看法上,他从重视生产问题到重视分配问题,再到提出重视生产的同时兼顾分配,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新民丛报》宣传宗旨辨

《新民丛报》(以下简称《丛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期刊。对于它的宣传宗旨,学术界大都认为是君主立宪。其实,这种看法是欠确切的。笔者认为,《丛报》的宣传宗旨应为预备立宪。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出预备立宪主张的是梁启超,时为一九○一年六月。梁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可是,此时中国“民智未开”,还不能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     

论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国民学说”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合力宣传的“国民学说”,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论”为主体的一种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国民学说尽管昙花一现,但它是近代启蒙思想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 “国民”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曾使用过。如《左传·昭公十三年》:“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这里的“国民”是泛指本国的人民,并无特定的政治思想内容。自秦始皇建立并巩固了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历代史书中就鲜见“国民”二字。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梁启超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几个问题

谈起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人们自然会提到较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梁启超。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都曾指出:“梁启超作为一个比较了解欧美思潮的知识分子,本来是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的那篇文章,是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以往的一些文章大都偏重于介绍,而对梁启超为什么会较早地注意并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他是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态度到底如何等问题,则很少探讨。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至今学术界论者不多。笔者拟对此进行探索,亟望能收抛砖引玉之效。 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中国同盟会重要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胡汉民曾多次在《民报》上撰文主张社会主义,并将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如,1906年4月,他在《民报》第3号《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指出:在“近世文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言其大别,则分共产主义与国产主义”,他认为,同盟会所主张的“土地国有”     

试论梁启超散文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从1895年主持《中外纪闻》开始“委身于文界”,至1904年主办《新民丛报》时期,领中国近代文坛风骚近十年,这时期他所发表的大量散文,风靡一时,不胫而走,在备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影响之大,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因而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散文大家,从新中国成立至粉碎四人帮之前,竟没有一篇研究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历史作用的专文。近几年,对梁启超散文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已有专论见诸杂志刊物,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证思考

在《邓小平文选》中,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思想。中共中央在《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着重学习和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想”。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872页)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和根本方针。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掌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很有必要从哲学上进行探讨和思考。一、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是“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魏源向西方学习思想的特点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启迪了多少探寻富国强兵的爱国志士。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确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谭嗣同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情景:“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谭嗣同全集》第490页)后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评述:“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饮冰室合集》第323页)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梁启超与孙中山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活动与斗争实践都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某些特点。比较一下他们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们政治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孙中山稍长于梁启超,而在历史舞台上,梁启超却捷足先登,历史观的形成也是梁先孙后。他们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如何解决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时,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围绕“民”来陈述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民”是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和核     

梁启超政治近代化思想的新境界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他曾说过:“吾二十五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所以,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始终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由于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戊戌变法时期,他遵循今文经学的路数,主张“托古改制”,虽然受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素以“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的多变性格见称于世。然而,透过梁启超这一“不易捉摸”的性格因素,人们不难发现其潜意识或思想深处仍然隐藏有一些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据笔者考察,新民之道堪称梁启超多变反复的一生始终思考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民理论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民理论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往的论者或以它是抵制革命的反动理论而不屑一顾,或充分肯定它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所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思想作出具体详实的研究。笔者认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孕育新民理论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二:其一,中国文化重视“人的自由”和强调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的传统;其二,     

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原因及矛盾

李锦全在《托古改制与变法维新》(《天府新论》1989年4期)中指出: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戊戌变法中,所用的“托古改制”方法是中国历史上诸多“托古改制”的承袭。康氏“托古”原因有二:①从世俗心理方面,只有“托古”才能取得人们的敬意和信赖;②变法维新面临形势严峻,想依托孔子这尊护法神“避祸”。李文还指出,康氏在“托古改制”上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并不相信这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排满，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统治。1903年以后，梁启超一改激烈的主张．转而提出开明专制的温和主张。对其思想的这一转变，史学界分歧较大。作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演变有着思想和理论上的一致性，其转变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愤西太后扼杀变法而鼓吹破坏主义，一方面反省了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提出开民智，主张实行开明专制。同时，梁启超思想的转变还受到西方，特别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