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对农村女性社会性别观的影响

本研究提出的基本逻辑假设是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女性社会性别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究:一是流动对农村女性性别观念是否有影响;二是这种影响是否显著。将农村女性分为"流动"和"未流动"两组,并对社会性别观念问题结果数据做了交叉表分析和均值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假设成立。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主观因素等方面进一步验证了人口流动对农村女性社会观念转变具有多维的作用。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     

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的性别分化——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涉及江苏省居民职业流动的数据材料，从性别的视角对社会转型期的江苏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加剧，两性的职业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两性的职业层次差异也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代际流动方面，女性的代际职业世袭率高于男性，上升流动率低于男性；进一步对影响职业流动的内生变量进行因素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本和成就意识等“获致性”因素的影响力较强。     

中国城镇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趋势分析

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是衡量男女平等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别从总体隔离、水平隔离与垂直隔离、性别类型职业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现状进行估计和分析,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行业和地区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下降趋势明显。职业间的性别分布变化显著,表现为一方面女性不断向管理层、技术层的职业领域扩张。虽然男性仍在"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具有高权威和高声望的职业中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女性在这些职业中的从业比例大幅上升。后者表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仍是降低职业性别隔离水平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从农副业人员中解放出的女性主要向商业服务业人员转移,而男性则主要向产业工人转移。这一变化可能是由性别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并非受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职业内的性别隔离程度普遍下降,虽然"男性职业"近1/3,"女性职业"几乎不存在,但是女性在各个职业种类中的分布比例基本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国各个省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地区整体偏高,而西部地区的职业隔离水平则呈现出两极分化。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许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中国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即便考虑了女性的收入水平后这一关系依然显著。研究发现在考虑夫妇的相对特征后,相比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夫妇,夫妇受教育程度均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文章使用生育的性别公平理论对生育意愿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婚配模式上的这一U型变化模式进行解释。生育行为不仅与经济水平或夫妻间的相对经济实力相关,还会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政府应推广具有普惠性质的托育支持体系,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使生育率维持在稳定水平。     

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2000年全国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福建样本的相关统计资料,描述女性性别意识的时期变动及其与男性性别意识的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对工作的满意度、社会流动经历以及家庭婚姻状况对女性性别意识产生显著的影响。     

我国城镇青年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的度量

本文主要运用拓扑对数线性模型,对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制度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下,我国城镇青年代际职业流动和继承效应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指出: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城镇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发展机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职业向上流动机会明显高于向下流动机会;女性城镇青年就业机会有了积极发展之势;接受高等教育使城镇青年具备较高层次的职业发展机会;而西部地区城镇青年的职业继承仍为主要机会,缺少向上流动的通道。     

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研究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方面是人口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表现为经商、从政、从事管理与服务职业的人大幅度上升;农民和工人则是属于有大批人改变职业的群体;大量男性中年专业人员转向从政经商,使得大学文化人口中从政的比例过高;工人这个职业则只对农民有吸引力。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流动最主要的两个个人特征;女性的职业流动略强于男性。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影响职业流动,社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职业流动也快。东部沿海地区的职业流动率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1990-2010年广州青年人口增长及其社会构成变动

本文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广州青年人口数量增长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职业构成变动特征.广州青年人口绝对规模扩大、增速下降和相对规模收缩.人口迁移流动是青年人口增长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青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中低层次向中高层次转变,未婚为主、已婚有配偶居次的婚姻构成更趋向未婚状况,职业以体力劳动者为主、正逐步向高级化转变.这些社会构成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     

影响流动女性自身发展能力因素的个案研究

影响流动女性自身发展的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并需要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利用对福州市浦上工业区某服装厂的流动女性人口调查的数据对此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流动经历、个人特征及社会文化和体制是影响她仉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流动经历、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村流动女性的自身发展，而流动女性的年龄、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及户口制度，则会对流动女性自身发展产生一定的束缚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促进女性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建议。     

影响再婚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离婚率急剧上升,随之而来的再婚现象也日益普遍,再婚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婚姻建构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运用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分析了性别、民族、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等各种个人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再婚的影响,运用logistic回归检验了各种因素对再婚的影响程度,并分性别比较了各种因素影响的异同。结果发现,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性别人口再婚的影响截然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婚姻市场中存在的“甲女丁男”结婚难的说法。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流动妇女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采用贝叶斯网络来学习和构造流动妇女收入影响因素系统,通过比较不同算法下贝叶斯网络结构的差异,说明江苏流动妇女收入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研究发现,城市是影响流动妇女职业和收入的关键变量,受教育程度和培训并不直接影响流动妇女的职业和收入。     

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妇女在城乡流迁中的职业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进城后的户外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却有所提升;流动妇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年龄、文化程度、结婚年数以及配偶的收入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有利于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而流动妇女的年龄及其丈夫的收入水平却和她们户外经济活动的参与成反比关系.为了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在女性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实行无年龄歧视的就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口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自强自立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     

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转变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有利于促进农村已婚妇女的性别观念向现代型转变,而且不同类型的流动对性别观念的转变影响程度不同.单独流动的妇女观念最为现代,夫妻双方一起流动的妇女相对传统.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以家庭经济地位关系为基础,不仅受到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夫妻间相对经济水平的影响.     

中国西部女性教育问题研究

本文以“中国西部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的数据为基本依据，对中国西部女性的受教育现状进行了系统而客观的展示。同时依据数据分析，发现造成西部女性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除性别不平等因素外，更有东西部、城乡等不平等因素，甚至后者是更为根本的因素。因此提出给予西部地区，包括西部妇女若干特殊政策支持和回馈，是改变积重已久的西部女性问题的必要手段。     

流动男女对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及其影响因素

流动男女的婚外性问题备受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国内在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研究领域同时聚焦流动人口和性别差异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还比较有限。本文使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描述分析和整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高于流动男性。通过嵌套模型对比发现,大部分指标的影响都不存在特别显著的性别差异,个人年总收入、婚姻状况、流出地、流动时长以及工会参与程度等因素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有促进作用,年龄、政治面貌、配偶是否同吃住、亲友联系密切程度等变量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则有抑制作用。但是,受教育年限和子女数对流动男女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数越多的流动女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也越高,但二者对流动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则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对比流动男性,流动女性在自古以来的社会性教育和性规范中一直处于相对压抑的位置,因此教育对于流动女性的性观念转变存在更为明显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鉴于自身投入以及为子女成长提供一个和谐家庭环境等考虑,流动女性对婚外性行为现象更愿意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老年失能的配偶溢出效应及性别差异研究

由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滞后于预期寿命增长，中国老年失能问题严重，特别是女性老人的失能比例更高。但现有研究对老年失能性别差异的社会机制认识不足。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外流使越来越多的老年夫妻与子女分开生活。以往对失能老人的研究集中在个体或者代际层面，少有以老年夫妻为主体的研究，忽视了老年夫妻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失能性别分化。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和2018年数据分析老人失能情况对其配偶存在的溢出效应以及该效应在机制和结果上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丈夫失能会显著提高女性老人的失能风险，而男性老人的失能风险却未显著受到妻子失能的影响。受照料的性别文化影响，尽管女性老人失能比例更高，但其在失能配偶照料上投入的时间要比男性老人长。此外，丈夫失能会对老年夫妻家庭经济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妻子失能则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性别要素贯穿老年失能分化过程中，并通过照料和收入两种社会机制导致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更易受到配偶失能的影响。因此，失能老人相关的家庭安排和政策设计有必要考虑老年夫妻间的依存关系，特别要关注老年女性可能因老伴失能而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困境。建议以长期护理保险和家庭照料补贴...     

女性独居老人自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2002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状况调查数据,从中选取女性独居老人,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讨论了影响女性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众多影响独居老年女性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作用最直接。生理因素和人口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心理因素体现,而社会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与心理因素相关。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社会资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朝鲜族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