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两孩政策的定位、意义和有序实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是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就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科学定位、重要意义和有序实施等问题进行探讨。一、单独两孩政策的科学定位1.单独两孩政策不能等同于单独两胎政策。迄今为止,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实施细则中均明确规定：＂双胞胎＂和＂多胞胎＂不能算作独生子女。如果我们把中央新政宣传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都可以生育第二胎的话,那是对中央精神的曲解。2.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我国现行生育政策逐步调整为普遍两孩政策的重要过渡。在1980年后,我国各地曾对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进行过三次较大的完善措施：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现行生育政策与未来家庭结构

本文从探讨“四二一”家庭数量研究的操作性困难入手，提出了“Ｘ二”家庭的研究命题，提高了分析的操作性，并使该研究具有一般意义。本文抓住独生子女属性这一关键，以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数，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条件下子女一代队列的终身独生子女比例进行了估计，进而计算了不同时期成年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比例，在此基础上估计出时期城乡成年人口按独生子女属性划分的不同类型婚姻组合的期望概率，借以描述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程度。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以浙江省为例

文章以浙江省为例,以分年龄、性别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数据为基础,对未来46种生育政策方案、2665种方案组合,经过长时期、大跨度的模拟测算,多指标联合逐步淘汰法定量和定性的比较选择,结果表明,兼顾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现行生育政策可再稳定15～20年.     

吉林省未来人口生育意愿定性调查分析

我国现行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是７０年代末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到８０年代初期，吉林省农村生育水平已经降低至更替水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１９８１年吉林省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为２．１１，此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１９８９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吉林省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２．１３。二十年左右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广大群众自觉地把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相联系，无论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还是生育孩子数量的多少、生育时间的早晚、性别偏好等方面都基本符…     

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

文章基于2 421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18～45岁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生活压力大及抚养成本高是制约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采用logit模型对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家庭、观念和政策是影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我国独生子女规模估计及其生育政策调整对未来人口控制的影响

本文对目前人们关心的有关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调整生育政策会对我国人口发展产生那些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首先给出我国城镇人口中独生子女的规模和年龄分布估计的方法和模型,然后,利用得到的估计值对不同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进行队列模拟,通过比较得出结论.     

生育政策调整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转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完善生育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开启了我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事业的新时代。这项改革措施并非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是党中央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兑现1980年＂公开信＂中所做的政治承诺。独生子女政策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特殊生育政策,     

独生子女规模估算及其对政府奖励性支出的影响——以苏州市为例

本文将抽样调查资料与人口普查资料相结合,利用多种统计方法、多方案推算苏州市独生子女存量规模以及未来各年数量,并据此测算了未来各年政府可能的配套奖励性支出。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将势必引起政策生育率的上升,未来各年政府用于独生子女家庭及其父母养老等计划生育政策奖励性支出将逐年增加．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建议政府对计划生育配套奖励政策适时进行调整,由现行的提供物质奖励向提供优质服务和社会保障转变。     

吉林省农村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分析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三农”问题是制约吉林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村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还有很多不和谐的方面。在国家大力支持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政策条件下,分析吉林省农村人口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科学规划农村人口发展,对于加快吉林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振兴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吉林省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根据2006年对吉林省、市(州)及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进行的调查,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的数量、年龄、学历、政策水平等进行研究。为全面准确地掌握吉林省、市(州)及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增强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干部队伍培养的针对性,更好地完成新时期人口和计生工作任务提供了有效依据。     

Survey and analysis of family planning work at Xindian Brigade]

Through personal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uccess of family planning at Xindan Brigade can be attributed in part to the Brigade party's contribution to family planning education, with the party members acting as family planning models. Moreover, economic objectives are used to secure the results desired. Devoted members are recruited to promote family planning, while economic rewards and restrictions reinforce planning goals. Family planning work in the village of Sung Chuang was reasserted in late 1983 with party leaders acting as family planning models. The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 and in 1984, 18 out of 24 brigades fulfilled projected goals by 100% with the average for the entire Sung Chung village being 98.5%. A single-child family rate was obtained in 12 brigades with the average rate in the village for single-child families being 95.9% overall. It is thought that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ust be correctly analyzed and family planning modified to adjust to the "new" type of farming village. Furthermore, a long-lasting contradiction must be forseen between the viewpoints of these 2 sectors of society (i.e., agri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e policy of the party will be to implement the program and to correctly handle any objections or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Finally, collective management methods must be adop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population growth, especially that seen in the farming village.     

论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人力资本理论存在性别盲点,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性别因素。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了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积极的改善,但社会性别仍然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独生子女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表现社会性别”。     

吉林省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分析与预测

由于我国城乡划分标准变动频繁,根据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计算得到的吉林省统计数据已经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真实水平。我们根据1949-2002年的吉林省人口统计资料合理调整吉林省人口城市化的有关数据,使其具有可比性,同时以调整后的数据为基础对吉林省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预测结果表明,随着吉林省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应在顺应人口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农村分家类型与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动趋势——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笔者已有关于农村分家类型数量模型的分析,对家庭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化因素与组合因素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构建分家类型对家庭类型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据此解释1990—200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历史变动,并预测未来独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变动趋势。结论是：（1）家庭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分裂因素对组合因素的优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在独子家庭还是在多子家庭都是这样。（2）自1990年以来三代直系家庭比重上升的内在原因是多子分家类型的急剧减少．由此而减少了大量核心家庭,而相对提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三代直系家庭本身的演变趋势是走向日益瓦解,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独子家庭中,分裂因素日渐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直系家庭在未来将会顽强坚持的判断可能是靠不住的。文章最后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争论。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人力资源因素——基于吉林省和浙江省发展差距的思考

在对吉林和浙江经济发展差距描述的基础上,分析了两省人力资源的优劣,用统计数据说明了吉林省的人力资源虽然有潜在优势,但其利用人力资源的效率低于浙江省,所以经济发展态势弱于浙江,并进一步说明了两省产生差距的原因是制度创新水平不同。     

吉林省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的现状和对策

依据劳动经济理论,应用吉林省的微观数据,从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受教育程度特征、户籍特征和地区差异等角度,研究吉林省失业率、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现状。针对吉林省城镇劳动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就业优先、发展新兴产业与第三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Demographic Dividend,Population Aging and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China’s low fertility combined with increase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s leading to disappear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opulation aging crisis. In this case, we may have a policy choice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Because the disappearing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gradually and the reversal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may be the driv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the payment crisis of pension system which caused by the population aging may be the pull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f we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urban employment and the laborheterogeneity in current conditions,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practical policy which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slowly progressive and gradu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