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1994—2011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以居民消费率作为居民消费行为评价指标,建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率关系的计量模型,对1994—2011年的甘肃省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甘肃省儿童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影响,即儿童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的提高均降低居民消费率,因此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     

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何在？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抚养比的居民消费模型,考察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即少儿抚养比越低、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因此,促进我国内需持续增长必须改善人口结构和老年群体消费的供求结构。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我国人口态势与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本文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已超过人口规模的单一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与碳排放增长高度相关,居民消费模式变化正在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人口结构因素中,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对化石能源消费、水泥制造及土地利用变化等的影响导致碳排放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其对碳排放影响的主要途径是生产领域劳动力的丰富供应;家庭户规模减小导致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及总户数消费规模的扩张,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考察其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解释力。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低碳社会发展的相关应对之策。     

南京市人口发展对耕地保护的压力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指出,在总人口、城市化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居住消费比重、交通消费比重、非农产业产值和非农产业的万元产值占地系数等变量中,总人口是南京市耕地总量变化的根本因素。总人口通过居住和就业影响耕地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南京市总人口还将持续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提高的基础,居民消费结构还要升级,这些都对耕地保护构成了压力。调节南京市人地矛盾可以考虑推行适度城市化政策,提高非农产业的万元产值占地系数,还可在耕地保护的制度上寻求创新。     

上海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老龄化已成为严重影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在分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与主要特征,指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路径的基础上,关注上海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运用上海市1978年-2013年有关人口年龄结构、消费水平以及相关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海市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居民消费水平构成影响的其他因素,研究表明:人均消费水平、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老年人口比重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呈负向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将会给社会经济生活等带来诸多意义深远的问题.物价指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劳动人口比重等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制度变迁中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

中国改革进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深刻影响着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3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零风险预期，导致居民的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预期迅速增加，流动性约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预期。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消费信贷发展，是减少居民不确定性预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必要途径。     

试论我国老年人口老龄化

<正> 我国老年人口年龄构成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老年人口的年龄构成与总体人口的年龄构成一样,也存在着老龄化和年轻化两种趋势。建国以来,我国老年人口年龄构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发展过程,其总体趋势是老龄化,但在1953～1964年也曾经一度出现了年轻化的暂时现象。由表1可见,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在整个老年人口的比重最大,一直占60%以上,1964年高达69.36%,到1990年仍维持在62.16%的水平上。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大部分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居民收入差距及成因研究——以维族为例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维族居民的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并通过实证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城乡维族居民的绝对和相对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了劳动力负担系数、教育和收入构成等因素对新疆城乡维族居民收入的影响。并针对性的提出增加其收入的对策。     

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近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分析,指出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性特征及农村居民消费层次的滞后性。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民意基础——基于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调查

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这些因素到底对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至今我们的了解仍显不足。对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呈现出较为明显社会公平取向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制度效果等因素对城乡居民均有显著影响。制度效果、恩格尔系数和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模式取向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青海省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论文从生活消费入手,采用修正生态足迹模型,评估青海省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水平。结果显示：2010年青海省城乡居民消费足迹小于人均生态承栽力,不存在生态赤字,但土地结构与生态承载力结构不对等．存在结构赤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足迹略高于农村居民,但全省城镇居民足迹总量低于农村居民：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环境基尼系数小于收入基尼系数,消费占用生态环境资源相对公平;从消费项看,交通消费基尼系数最大,食品消费基尼系数最小。研究提出培养可持续消费观念,引导绿色、健康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等建议措施。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内部差异及影响因素

农民增收一直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促进农民增长不仅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也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非农收入的比重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特点、内部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户籍类型与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基于Andersen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8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户籍改革角度分析户口类型改变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口类型未发生改变的城乡居民相比,户口类型发生过改变(农转非)的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的可能性更高,住院医疗服务支出水平更低。从户籍改革与参保类型交互效应看,相对于户口类型未发生过改变的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户口类型发生改变(农转非)会显著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群门急诊服务利用,同时降低其住院服务利用。进一步采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户籍改革对提高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降低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直接结算提高了城乡居民门急诊和住院的就诊概率;健康自评状况越差,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可能性越高,门急诊医疗支出、住院医疗支出和跨省异地就医支出也越高。本文认为,相对于推行基层分级诊疗制度,以户籍改革推动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城镇地区,改革基层卫生院制度,以及改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激励机制,可能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我国农民工自我归类模式的理论研究——基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分析

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上对我国农民工的自我归类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一般而言,农民工将自己看作是城市人,农村人或边缘人,这种自我归类来自于一种特定阻止他们融入城市的心理保护机制.为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必然制定一系列保护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策.     

基于Gini系数和Theil’s标准的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问题之一。研究陕西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于制定西部大开发下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标准。精确测算了陕西省城乡居民高、中、低层次收入差距,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到2002年达到阶段性的峰值。弥补了以往定性分析研究的缺陷。并提出解决陕西省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     

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探讨了家庭决策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失业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回流会降低流入者的现存失业率进而拉低城镇总体失业率。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者对城镇失业与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就失业概率而言,农村流入人口远低于城镇居民;镇居民低于市居民;女性高于男性;年轻组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体最低,但高校新近毕业生却较高。另外,区域发展模式影响其失业模式。失业水平在东北、武汉、重庆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本地居民、农民工和总体均高的三高模式,在京、津、沪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高、农民工低和总体居中的高低中模式,仅在国有、私营、和三资企业平衡发展的华东沿海地区出现了本地居民低、农民工低和总体低的三低模式。     

Influence of Prudential Valu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Urban–Rural Residents

The perspective of previous studi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is mainly in terms of utility, demand and capacity, among others. Howe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SWB is not sufficiently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 this study, we used survey data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and studied the SWB of Chinese urban–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udential value, an integrated prudential value perspective that is “value”-oriented,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nter-subjec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We also made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layered control for SWB variables. Different types of variables were progressively overlaid to establish five related comparability study models.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obtain reliable results. We then derived substantiv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SWB (i.e., degree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life happiness) of China urban–rural residents. We found that the lack of education, medical, employment and other relat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degree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of urban–rural residents rather than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rural households. The lack of basic systems prevented residents from fulfilling their basic needs and undermined their own sense of dignity. As long as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rudential recognition of urban–rural residents remain under equal conditions, happines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oes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to better solve the current social issue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residents, we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 on the policies that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Growth of small and intermediate cities in Korea, 1975-198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rban growth of 33 small and intermediate Korean cities during 1975-1980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Using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population growth of a city is measured by variables such as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ance from a metropolitan city,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residents in a corresponding city. At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stage in Korea, those cities whos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more specialized in the transformative sector rather than other sectors have grown more rapidly. The closeness to a metropolitan city and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residents for each city strongly influence urban growth of small c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