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呈递减态势。我们以目前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为低方案,设计了低、中、高三个生育率方案来观照２１世纪中国的人口前景,结果发现,虽然三种方案下我国的人口形势都不容乐观,但可以肯定的是,１．８的总和生育率较为适当,女性人口普遍生育二胎的提法是不可取的。     

2006年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一、中国的生育水平 （一）生育水平的估算翟振武、陈卫（2007）以独立于“人口系统”之外的教育统计数据,估计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最终推算出中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1．8。张青（2006）针对现有人口抽样数据的特点和缺陷,通过对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分析和改进,测算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4～1996年的1．80左右下降到2001～2004年的1．62左右,其中2000年为1．66。     

中国各地区妇女生育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兼对1990-2000年期间各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因素考察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538万多0岁人口进行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分配,将漏报出生回填后,估计并以之得到各地区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在此基础上对总和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各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一方面来自政策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差异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区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也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略大于政策的外生作用.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19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 ,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2 0 0 0年人口普查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2 2 ,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 ,认为 2 0 0 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 1 5 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认为 1 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 ,2 /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 ,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

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究竟是多少,这一直是个谜。本文利用中国一直独立存在的严密而周全的教育统计数据,来估计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最终估计我国1990年代的生育水平。通过教育统计数据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调整,重构2000年普查0~9岁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并将2000年0~9岁人口转换为1991~2000年历年的出生人数,进而估算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从推算和估计的结果看,我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     

中国计划生育对生育率影响的评估

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举世瞩目。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左右摆动,粗出生率高于30‰,这两个指标都位于世界的高水平。根据国家计生委的调查资料,我国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5左右,粗出生率低于20‰,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中国的生育率在短短十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到更替水平,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由于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2%,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的迅速     

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生育文化在中国人口转变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发展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小于更替水平以下,目前的1.8左右已接近政策生育率1.6;到1998年前后,这一转变基本完成了定势,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1%以下.而这期间,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尚未达到小康标准,即人均800美元.     

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立法的讨论

背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始于７０年代末,先后起草了多次。尽管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干部和群众对立法必要性的认识已经一致,但是由于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和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群众的生育愿望还十分强烈,国家的要求和群众的生育意愿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考虑到条件和时机的不成熟,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最终未能出台。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形势与８０年代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生育率出现明显的下降。１９９０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２．３１,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１９９２年总和生育率…     

从生育水平估计到未来人口预测

在对不同调查普查数据分析基础上,估计了1980-2001年妇女总和生育率,1980-1990年生育水平保持在较高水平上、1991年生育水平低于或接近更替水平,然后保持下降趋势。通过调整“五普”年龄结构、假设未来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设计了三种人口预测情景方案,采用年龄递进模型,对未来50年中国大陆人口发展进行了预测,分析了未来人口总数、老年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及生育旺盛期妇女数变化趋势,讨论了未来中国大陆人口可能达到的峰值人口数及实现零增长的时间。     

稳定低生育水平:新世纪的挑战与展望

背景 今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中国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卓绝努力下，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作为我们几十年为之奋斗的低生育率目标已如期实现，９０年代中国的生育水平开始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多数欧洲…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本研究发现,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中国人口1970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此外,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中国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解开中国生育水平之“谜”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套高质量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增设公民身份号码登记项目、全面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获得了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为准确估计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许多年份超过了1.7,在2017～2020年则持续下降;生育率存在较大波动,2020年达到最低值1.3,2012年和2017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约为1.89和1.88,15年间平均约为1.7。生育属相偏好、生育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显示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充分消解新近出现的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挖掘和发挥这种潜力的关键举措。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人口已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但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保持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稳定低生育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政策的兑现、生育率的水平及其地区差别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的现状。指出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因。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稳定低生育率的直接必要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取得的经验为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有利的起点,而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稳定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并对若干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文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在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中国人口的变化:1990—1995年

1995年我国举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90年代上半期我国人口的一些重要变化。 1 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率低于以往各时期 我国妇女生育率经70年代的大幅度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中下降,进入90年代又出现了加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到1981年的2.63和1990年的2.31,至19995年又降到1.85,已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妇女各年龄上二孩和多孩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城乡家庭变动趋势分析

一、近年来我国城乡人口要素与家庭变动特点 自1966年农村总和生育率首次高出城镇100％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一直等于城镇人口2倍左右。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1986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为2.7,镇为2.2,市为1.7。应当指出的是,1986年的城镇数据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因1982年以后的行政区划变动而被人为地归入城镇的农业人口。按行业分类计算的1986年生育率表明: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