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一年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妇女生育率的计算,涉及到两个变量:分子是婴儿出生数,分母是有关的妇女人数。按照分母中所用的是育龄妇女人数或仅是已婚育龄妇女人数,妇女生育率又可分为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 在未婚生育仅为个别现象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育龄妇女生育率与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具有共同的分子。这时,育龄妇女生育率=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已婚比例。该关系式表明,     

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很多。通常,生育率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同时,一定的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对它也有影响,所有这些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都叫做独立变量或自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对生育率水平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们对生育率的作用却并不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形式,而常常是通过一组中间生育变量作用于生育率,即通过中间生育变量的那些行为和生物因素来影响生育率。这种情况尤其在人口政策的有力于予和宣传教育的强大影响,以及医学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节育措施广泛传播的今天,更是如此。例如:当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时,不一定就直接地即刻引起生育率的显著变化。然而,如果妇女哺乳期普遍缩短,则生育率往往就会随之上升(因为妇女一般在哺乳期无生育能力)。相反,当避孕措施被普遍采用时,生育率又会显著下降。总之,这些中间生育变量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可以直接地影响到生育率。     

一九八一年我国已婚妇女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一、已婚生育率指标及其分析意义 目前,我们考察妇女的生育率水乎及其变动情况,通常采用的是按育龄妇女口径计算的一套生育率指标,即育龄妇女生育率。实际上,生育率指标还可以按照已婚育龄妇女的口径计算出一套已婚生育率指标。其中,已婚妇女年龄别生育率(ASMFR)是最基本的指标。已婚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累计生育率和终身生育率都是在ASMFR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ASMFR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一般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General Fertility Rate),也称生育率、普通生育率或育龄妇女生育率(Fertility Rat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它指的是每千名年龄在15—49岁的妇女在某年内所生育的孩子数,而不涉及到她们的婚姻状况。 育龄妇女在妇女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的多寡和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是直接影响出生率的两个重要因素。故一个国家若要改变其总出生率,无不在育龄妇女生育率上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我国同期群生育率的历史性转变

许多文章已经从不同角度较详细地分析研究了建国以来时期生育率的变化和发展,并论证,70年代初期是我国时期生育率下降的转折点。然而,对同期群生育率的详细研究却为数不多。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各同期群的生育资料不易搜集;另一方面,人们或许认为时期生育率比同期群生育率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各个时期的生育水平。事实上,从这两种生育率本身的性质、研究方法及搜集数据的难易程度看,虽然时期生育率的数据易得,计算简便,结果明了,但这一指标的性质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时期生育率反映的仅仅只是各同期群整个生育里程的某一个局部,它受到结婚水平、同期群年龄结构和生育间隔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不能较好地反映出真实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因此,如果只关注时期生育率的变     

国外对生育率中间变量理论的研究

众所周知,妇女生育水平是影响人口增长和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生育变化的因素有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诸方面,然而这些主要因素也只有在人类再生产的生理决定因素的范围内才能产生影响,发挥其作用。所以,我们在分析生育率变化趋势和差异的原因时,总是在寻求一种分析方法,揭示某种机制,指明社会——经济的诸变     

甘肃省妇女生育率初析

本文依据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率育生抽样调查资料,通过定量分析,对甘肃妇女生育率作如下探讨。一、生育率变化的历史趋势 1949年以来,甘肃省妇女生育率和全国总趋势基本一致,也经历了“波动的高水平”和“急剧的持续下降”两个大的时期。其特点是: (一)生育水平在高基础上的波动和迅速下降     

我国生育率控制的地区差异分析

<正> 自70年代我国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在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妇女生肓率出现大幅度下降。但是生肓率下降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的,而且各种因素的作用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一般来说,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妇女的婚姻状况;另一个是妇女的已婚生育率,它代表生育的真实水平;还有一个是妇女的年龄结构。     

我国1991—1992年生育率是否大大低于替代水平?

本项研究说明我国1991—1992年生育率并不象38万人调查所报告的那样远远低于替代水平。我国1991—1992年总和生育率大致在2.1左右。与1989—1990年相比,我国1991—1992年真实生育水平有较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的三分之二是由已婚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其余三分之一是由近年初婚年龄上升造成的。这充分说明了近年来计生工作的巨大成就。同时,近年来出生漏报瞒报现象十分严重,必须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影响农村妇女生育率直接因素的研究——北京市顺义县杨镇乡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调查

在致使妇女生育率下降的诸多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提高等间接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论著。在我国,有关直接因素的定量研究报告较少,而且在现有资料中所反映的避孕、哺乳等直接因素对城乡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又有很大区别。本文研究重点在于明确调查地区影响妇女生育率的直接因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育率变动的综合分析

生育率的变动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直接和间接作用于生育过程的四个主要环节—性交、受孕、妊娠、分娩，最终影响着生育率的变动。     

中国西南三省育龄妇女生育率直接影响因素初探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可分为直接影响因素,如结婚比例、性生活、哺乳、人工流产等,和间接影响因素,如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职业等。由于直接影响因素介于生育动机和生育率之间,直接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因此又称为中间生育变量(Intermediate FertilityVariables)。本世纪50年代中期Kingsley Davis和Judith Blake首先提出中间生育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对影响粗出生率和一般生育率诸因素的分析

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反映一定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的一些中间生育变量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中间生育变量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对一组中间生育变量的分析,能从中找出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这在我国已有人作了可喜的尝试,介绍了TFR=Cm×Cc×Ci×Ca×TF的关系模式（见《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二期,秦芳芳:“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本文将介绍另一种关系模式,并用一九八二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资料,对我国一九七○年、一九八○年两个年度的生育率变化作一定量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巴西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

(i)避孕流行指数增长目的在于缩小家庭规模。(ii)私人经济团体而不是国家支持的家庭计划组织在巴西生育率转化过程起决定作用。(iii)生育率下降原因是由极有效避孕措施带来的婚育率下降。总论:据巴西1986年人口与健康调查,全国平均妇女终生生育率降至3.3。南方各州生育总数大体相同(为2.4—2.6),北方各州相对高些(为5.1)。资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70年来全国都经历了生育率急速下降。1986年15—44岁已婚妇女避孕流行指数达66%,三十来岁的妇女尤其盛行。3/4的妇女都采取节育措施和使用口服避孕药,而妇女节育者居多。近十年避孕流行指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婚姻结构与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

利用易于获取资料的、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分析不同时期生育控制和婚姻结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前期(1970~1990年),其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控制,而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后期(1990~1999年),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婚姻结构。在新世纪(2000~2008年)生育水平的小幅度上升中,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致相当。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规律可从文化堕距理论中得到有力阐释。     

孩子质量数量替代与持续低生育率

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即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和微观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前者对生育率的变化起着决定性、根本性的影响，后者则是生育率波动的微观基础。与此同时，这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首先，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