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别死亡率数据异常的检验与讨论

由人口调查结果计算得到的年龄别死亡率 ,一般不能直接应用于人口研究中 ,还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检验和修匀。本文提出了用死亡率的差分来检验、判定调查死亡率异常的发生 ,并用它分析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国和各省区人口死亡率的数据质量 ,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发生异常的原因。     

老龄多人口死亡率联合建模与一致性预测

退休年龄以上的老年人群死亡率预测是养老金精算和长寿风险度量的基础。针对我国大陆地区退休年龄以上人群死亡率数据量较小且波动较大的问题,借助多人口联合建模思想,基于单人口CBD模型,提出了一个适用于老龄死亡率建模的Logistic多人口模型。通过加入更多相关人口数据信息来预测我国老年人口死亡率,选取我国台湾地区分性别死亡率相关数据,与我国大陆地区分性别死亡率数据进行联合建模。研究发现,Logistic多人口死亡率模型比单人口CBD模型表现出更好的拟合效果和长期预测一致性效果。     

中国80年代死亡水平研究

本文较为详细地讨论了由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和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确定的死亡水平，指出：确定８０年代中国实际的死亡水平，在注意婴儿死亡率的同时，还应注意到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并依据两次普查的年龄别人口数，计算出人口的平均寿命，对用普查的死亡资料计算的年龄别死亡率的误差，做出重新估量。     

广义线性模型在生命表死亡率修匀中的应用

基于GLM在我国国民生命表死亡率修匀中的应用,利用年鉴中全国分年龄、分性别死亡人口状况数据,将年龄和年份作为因子变量,研究死亡率与年龄和年份两因子之间的关系,采用GLM中的泊松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对0～89岁的死亡率进行拟合,并对两种模型的拟合效果进行比较。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泊松回归模型;进一步将年龄和年份两因子选为数值型变量,对数据进行光滑处理,在负二项回归模型下应用B-样条函数进行修匀。在我国人口死亡率修匀的应用研究中,基于GLM的动态死亡率修匀方法可发现近20年来我国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变化规律,具有很强的适用性。由于可获得统计数据的局限性,无法对90岁及以上的死亡率进行修匀,随着人口数据的积累,未来将会在此方面有所改进。     

中国农村失能老年人口的规模、结构与发展趋势——基于CLHLS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基于2002～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结构和失能率进行分析。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与比重将分别从2020年的9035.29万人和17.72%增至2035年的12438.23万人和33.14%。受年龄别失能风险降低和老年人口结构老化影响,农村老年人口ADL失能率将从2020年的5.76%降至2035年的4.92%。其中,男、女性老年人口失能率将分别从4.92%、6.55%降至3.79%、5.87%。农村失能老年人口呈现失能重度化和高龄化趋势。农村老年人口总失能率下降主要是年龄别失能风险降低所带来的轻度失能率快速下降的结果;中度失能率略有下降,重度失能率不断上升,中、重度失能率保持在4%左右。研究结论可为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推动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到农村居民提供数据支撑。     

中国人口年龄、性别死亡率分析

本文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１００％资料，并结合其它资料，对中国人口年龄、性别死亡率水平和特点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１９７３～１９９０年的１７年间，中国婴儿死亡率呈下降趋势，由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８１年男性高于女性转为１９９０年女性高于男性，并且在市镇县及省市自治区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少儿期年龄别死亡率下降幅度是所有年龄组中最大的，尤以１～４岁组最明显，下降了７３．２５％；育龄期妇女死亡率已由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８１年高于男性，转为１９９０年低于男性；老年死亡率男性有所上升，女性略有下降，地区差异不明显。     

含迁移要素的区域人口随机预测方法及其应用--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基于宁波市“六普”与“五普”数据,首先利用年龄别死亡率对同批次队列人口进行年龄移算,即人口留存分析,对比2010年的实际人口数和无迁移模式下的封闭人口数之差,进一步测算两次普查期间分性别、年龄别人口的净迁移量和净迁移率。然后,将迁移率与出生率和死亡率整合,构建多要素随机人口预测模型,预测宁波市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并评估迁移、死亡、出生三要素对人口变动的弹性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人口净迁入对宁波市人口总量变化影响最大,而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是未来50年加剧宁波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未来50年内,劳动力人口净迁入对降低宁波市人口老年负担系数的作用有限。鼓励夫妇生育二孩,优化人才引进与落户机制,尽快建立起应对高龄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长期照护体系,应是宁波市人口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     

我国高龄人口的死亡状况

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死亡研究,是目前我国人口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大家知道,在死亡研究中,年龄别死亡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在一般的死亡研究中,很少有这方面详细、确切的资料,有的往往只是“70岁以上的死亡率”,“85岁以上的死亡率”等类似粗死亡率指标;而这些指标,由于受年龄结构的影响,可以说是很粗略的。在制作生命表时,高龄人口的死亡率,常常是根据数学公式推算出来的,或者仅仅是根据一些较年轻的死亡人口的死亡率曲线的延伸,这样做,应该说并无可靠的根据,因为这些数值并不真正提供了该同期群在生命后期的真实情况,它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最后完成生命表罢了。     

中国"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研究——基于改进的Lee-Carter分年龄死亡率预测模型

以往文献对中国1958～1961年"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缺乏深入、微观的研究.文章基于改进的Lee-Carter死亡率预测模型,以官方统计的分年龄别死亡率数据为基础进行回推,重构"大跃进"时期我国历年单岁组死亡率,并逆向预测估算在假定没有饥荒的情况下,"大跃进"时期正常状态死亡人口数量.继而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当时总死亡人口的估计,对因饥荒而导致的"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估性研究.结果表明,"大跃进"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主要发生在1958～1961年间,如果不发生饥荒,则4年正常死亡人口介于4339 ～4385万人.由于饥荒的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介于1624 ～2337万人.评估分析表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中值不会高于1980万人.     

我国死亡率性别差异的分析

<正> 解放后,我国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人口,除某些年份外,死亡率都稳步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但是由于缺乏完整的有关分年龄死亡率的时间序列资料,因此无法全面地对我国死亡率的下降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根据某些年份的死亡率统计资料对我国死亡率的变化过程作一些分析。1975年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所在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全死因回顾性调查,并且根据这次调查所得的资料编制了全国1973-1975年的生命表。这些生命表基本上能够代表全国的情况,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地方(翟振武:《人口研究》,1987年第1期),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正。1982年我们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并且在这次普查中对我国1981年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根据这次普查结果编制的我国1981年的生命表,其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下面就根据1973-1975年和1981年的生命表对我国死亡率变化的性别差异作一分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根据人口迁移选择指数 ,系统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趋势。发现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单向梯度东移”模式 ,已开始出现东强西弱非对称“双向”迁移的变化 ;在人口迁移流向继续主要向东部地带“集中”的同时 ,迁移吸引中心也正发生着量的不断扩大的“多极化”和质的持续提高的“强势化” ;已逐步形成对塑造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具有重要影响的北京、上海两大全国级强势吸引中心和广东、新疆两大地区级强势吸引中心     

丧偶对中国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年龄组差异及其健康因素的作用

基于"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数据"(1998~2008),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丧偶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及其健康因素的调节作用,并深入讨论此影响的年龄组差异。结果发现:老人丧偶与其死亡风险有非常显著的关系,在控制健康变量后,这种关系仍然显著存在,不过有很大程度的减弱。此外,长期丧偶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年龄组差异,而新丧偶对低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要远大于对高龄老人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及其经济保障问题分析

我国目前老龄问题的核心是经济保障,大多数老年人经济来源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直接制约了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文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的全国老年人跟踪调查数据,分析我国老年群体的生活来源构成、变化及其内部差异,指出当前老年经济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而就完善老年经济保障制度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老年人经济收入来源较少、结构单一、群体分化明显、社会保障不足。因此,提高贫困老年人的收入和保障水平,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高老年社会保障水平,促进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属必要。     

Demographic systems in historic China: Some new findings from recent research

Up to the 1980s, studies of Chinese population history were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examination of aggregate population figures collected at national or provincial levels. Since then, however, investigations into Chinese demographic history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research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demographic data recorded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s. Although the number of studies is still relatively small, they have already provided some interesting findings. This paper, by summarizing these developments, provides new information on past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marriage patterns. In the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a number of widely held beliefs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emographic system are critically examined.     

老年安全: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老年安全是老龄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老年安全是对老年经济、医疗、思想、权益等保障的整体性表述 ,也是对老年群体社会价值与功能的深层次研究。老年安全理论阐释了老年安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具体体现为老年安全对社会稳定、老年产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实现老年安全的重要步骤是完善多维的养老助老保障系统和促进老年群体的再社会化。     

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与死亡风险及队列差异

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 CLHLS ）2002－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健康指标构建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运用增长曲线模型和Cox等比例风险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和死亡风险及其队列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女性虚弱指数比男性高,增长速度也比男性快,但是死亡风险比男性低;出生较晚的队列与出生早的队列相比,虚弱指数会更高,他们的增长程度更快;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虚弱指数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要高。     

死亡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对死亡的解释和修正可以用多种方法。本文试图从社会经济与死亡水平的相关角度,分析2000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死亡水平的准确性,并从这一角度提出对死亡水平的修正方法。     

社会支持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Cox模型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纵向数据（1998～2005年）,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进行考察,并基于Cox模型对社会支持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我国的现实意义来看,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是针对不健康的人群起到了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和健康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另外,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改善我国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