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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报 2006年第3期 朱维铮：《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指出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试析春秋战国之际史官群体的演变分化

春秋战国之际,史官群体经历了激烈的演变分化,主要表现为史官向行政官僚的转变、史官向学术群体的转化。理解了先秦史官的这种演变,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有重要的意义。从晋国史官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之际史官群体分化的轨迹及其对传统史学的影响。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南朝史官制度述论

晋代的史官制度比较严格,担任史官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撰史能力。从刘宋开始,秘书郎、著作郎等史官逐渐成为士族子弟步入仕途的台阶,这种情况在南朝极为普遍。南朝史籍中频繁出现的许多著作郎、著作佐郎,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并不修史。大著作是专掌史任的史官,具有这一名号者较少,且仅见于南朝后期。撰史学士与撰史著士,也出现于南朝后期。这些名称的含义当在强调史官必须具有一定的史学修养,能撰史著史。     

六朝史官制度简论

在政治上处于二分裂动荡、南北对峙的六朝时期,在史学上却出现了发展的高潮,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六朝时期“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的景象,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但六朝的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是六朝史学繁盛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六朝统治者重视史学首先表现在史官制度上。因     

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

这是一篇学术资料.其中系统而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介绍了从秦至清历代史书编纂与修史机构的发展状况,可供史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春秋时代史官职守的轉变和史学的发展

古代史官职守的轉变,是和史学的發展有密切关系的。西周王朝为了适应于繁夥的政务,建立了一套比較前代嚴密的封建統治机構,还“制礼作乐”,提出前代未曾提过的德治作为巩固新王朝統治的武器。随着統治制度的变化,这时封建統治机構組成部份之一的史官,除了掌司曆法、占卜和祈享等等有关于天道或宗教迷信方面的任务外,还掌司記錄时政、寫作策命、保藏官府冊書、宣达王命和献書規諫等等有关于政务或人事方面的任务——这說明这时史官比較前代多參与若干有关于人事方面的任务了。西周史官的职守漸由天道方面轉向人事方面擴展,这对于史学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史官对于歷史的記載或歷史资料的編集和     

论杜甫与史官文化

杜甫“号为诗史”的创作倾向受到史官文化的深刻影响 ,史官文化氛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和史官的诗学使命等都制约着杜甫的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     

我国古代史官和史官文化浅论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收集整理资料、记言记事、管理图籍档案、写作著述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丰富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论述史官文化的内容和价值,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有较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太史伯阳学术思想试探

太史伯阳是中国前诸子时代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强调德治,发展了西周初年的民本主义思想。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对于国家政治兴衰过程中的作用,是中国历史上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解析历代王朝治乱兴衰原因的第一人。在哲学思想方面,太史伯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对于阴、阳两极的基本属性及相互关系做了论述,并且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了世界;二是提出了世界的基本特征是"和",并对"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他的政治思想中有相当浓厚的"天命"色彩,他的哲学思想也显露出天人相应的倾向,这些都是时代赋予一个思想家的深刻烙印。     

晚清吏治腐败原因探究

晚清以降,国家内忧外患频发,社会激荡突变.社会处于严重脱序状态,贪污腐化趁机滋生蔓长.影响到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其中皇权至上、专制独裁,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是吏治腐败的根源.此外奢靡之风盛行、俸禄制度与现实脱节、以及因捐纳制度泛滥都在清末的吏治腐败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史为鉴,对晚清吏治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全面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在全面进行现代化改革和建设中提高警惕,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官员效用与政府行政效率

解决政府低效率问题一直是我国转型期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拟通过对政府官员的效用函数进行剖析,指出,现行的政府机构行政低效率的种种表现与官员的效用函数构成因果关系,即官员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必然会造成政府行政低效率。因此,解决政府低效率问题,仅仅通过抑制官员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其作用有限。而绕开官员的效用,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协调和服务,来限制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也许是解决政府行政低效率问题的一个途径。      

史官与史职——古史可信性的内证之路

清代至民国学者关于上古史官史职的考察追述,大抵有"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世官世畴"和"《春秋》义例"等几个命题。其中如刘师培、章太炎、柳诒徵、金毓黻等人的述论,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提出批评,但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也同样适用,作为古史可信的内证方法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文官设置包括对中央机构的调整和增设,以及对内阁的改组等。文官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用皇亲勋旧,并在一定程度上取法西方,来达到权力制衡,并以渐进因循的方式进行官制机构改革。清末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和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当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过程。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中文人型官员形象

王跃文率先在其官场小说中塑造了朱怀镜、关隐达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文人型官员形象,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官员形象的陈旧书写模式,生动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身陷权力场的知识分子身上人文情怀和官场规则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他们在矛盾纠结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深刻批判了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和理想追求的的侵蚀异化,丰富了当代小说的人物长廊。     

官德和公共意识及法治

官德滑坡现象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人治的影响,二是公共意识的缺失.要提高官德水准,必须树立民主思想,普及公共意识,还权于民,由民做主,才能摆正公仆的位置.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以法治官,以先进的体制和严明的法律制度治官.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     

提点刑狱公事与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

本文论述了提点刑狱官的设立、置废、职责范围、属员等情况,并系统介绍了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的设立及职责。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相互关系、相似性及特点。     

管窥古代公文写作的现代价值

通过具体事例,可以发现古代公文写作在文本上用词力求准确,反对过分修辞和用典;在写作过程上强调严格保密;在写作主体上强调结合实际,立论高远,这些与现代公文写作相同。但是也有一些原则是我们现代公文写作所不具备的,如写作过程应又快又好,写作主体应有所不为,执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