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监察制度探究

源于我国固有的御史体制的台湾监察制度,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说为理论基础,经过历次修宪后,台湾监察院之定位已由原来的“上议院”演变为“准司法机关”,最后定格为“国会监察史”,其职权主要涵盖弹劾权、纠举权、纠正权与审计权,虽具有独立之权威,但其功能却日益萎缩。     

南京政府监察制度的历史考察

南京政府在其存在的22年时间里,监察组织建设大致经历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监察机关拥有弹劾、审计、调查、监试、纠举、建议、同意、纠正等项监察权;监察院行使监察职权前后多变,情况复杂,在具体制度、局部问题上有成功之点,值得借鉴,总体上是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的。     

中西古代监察制度之比较

监察制度是对行政权力实行监督、制约的一种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同民族国 家的监察制度有其共同点。但是,中西古代监察制度是在不同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大不同体系的 监察制度。因此,这两类监察制度在产生的时间和结果,行使监察权的主体和客体,所依据的理论,实施程序和惩 处方式,以及制度的性质诸方面存在各自的特点。比较中西古代监察制度,对建设我国当代的政治文明具有深刻 的借鉴意义。     

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西方权力分立理论的社会历史渊源

权力分立理论在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而权力分立理论的实现 ,不仅是一个理论发展问题 ,更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根源 ,它从古希腊、罗马城邦时代开始萌芽 ,经过中世纪的神权、政权二元分立社会 ,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理论。     

论民主政府制度

总统制政府因其三权分立平等而使最高权力化为乌有,难以成为一个统一体,难以巩固;议会制政府因其议会主权和竞争性政党制度,既实现了分权,又保全了最高权力,易于成为一个统一体,易于巩固。这样一来,议会制便比总统制更加符合民主政府制度优劣评价标准：民主的实现和巩固。因此,议会制不论有多少缺陷,都是比较优良的民主政府制度;总统制不论有多少优点,都是比较恶劣的民主政府制度     

现代视角下的秦汉监察制度

秦汉监察制度是君主绝对专制权力体制下的制衡制度,其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和运行机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秦汉监察制度主要体现为上一层级权力对下一层级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汉武帝改革监察制度,设立十三州部和刺史,并对刺史的监察权力进行规范,从而形成T既对州郡长吏实行有效监督,刺史本身权力又受到有效的限制的机制,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较为科学的设计.从现代法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视角去审视秦汉监察制度,对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内核

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是“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在基督教义中就有体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也提出了分权思想,并且出现了三权分立的雏形,而中世纪的最大贡献则是立法权从王权和教权中分立出来。分权制衡思想的成熟分为两个阶段：即侧重于理论的启蒙思想发展阶段和在美国建国实践中完善的阶段。分权制衡理论基于对人性的一种悲观评价,是对人民主权理论所带来的“多数人的暴政”的一种限制和预防,是法治对人治的驱逐。     

论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的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个体宦官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唐中后期宦官专权，逐渐从监察机构手中夺取了监军权、知馆驿权和推鞫权等，从而致使唐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     

论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的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个体宦官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唐中后期宦官专权,逐渐从监察机构手中夺取了监军权、知馆驿权和推鞫权等,从而致使唐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问题

鉴于我国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三省市进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并在此基础上拟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设立统一、高效、权威的作为专门的反腐败国家机关的监察委员会。这一新的国家机关的设立必然涉及宪法上的诸多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积极、稳妥地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试论唐中央行政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察机构的授权主体由皇帝逐步转向宰相.宰相利用制度监督监察机构,利用职权打击监察官员,并通过争夺监察官员的任免权,控制监察机构.从而削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力.     

检察监督与监察监督衔接机制研究——以民事行政检察为对象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行,检察机关的职能将会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自侦职能转隶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查办审判人员违法从内部协作转为外部衔接,民事行政检察机制重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从检察权、监察权特性出发,根据职权配置,分析研究两者的共性和边界,以及监督资源整合,从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行政执法监督两个层面,构建民事行政检察与监察衔接机制。     

监察全覆盖的理论逻辑与应然边界

监察全覆盖应以实质化全覆盖为导向,纠正形式化全覆盖造成的对象泛化、靶向失准、重点偏向等问题。监察全覆盖涉及三个维度,其推进重点各有侧重：(1)监察权主体全覆盖,应以最大效度地提升监察机关整体履行监察职权的能力为中心,全面提高派驻机构监察监督实效,发挥监察权在推进公权合规运行中的关键作用。(2)监察对象全覆盖,应坚守国家公权力行使者是腐败治理首要对象的基本定位,区分国家与社会公权力腐败在危害性的质与量上的差异,最大限度地提升对国家公权力行使者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治理效能,防止将有限的监察资源投向泛社会公权力的行使主体。(3)监察范围全覆盖,应以廉洁义务维护为中心,准确厘定公职廉洁义务的内涵,合理收缩职能管辖罪名范围,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定位,推进公权合规计划的实施,提高“质量型”监督全覆盖的治理效能。     

哈耶克宪法模式批判

哈耶克宪法模式的提出无疑具有很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其中对普通法的深刻辩护,对当今议会民主的批判,以及对宪政制度的创新,都直指当今自由民主政制的核心领域。哈耶克提出的宪法模式也存在三个主要的问题:哈耶克的普通法的法治国理论内部存在不一致性;其有关权力分立原则的独特阐述也偏离了古典政治学家对分权学说的理解;他的工具性民主观导致对民主制度及价值的简单判断。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法政治学之维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健全权力监督体系、深化反腐败斗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制度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法律意蕴。对这项制度进行法政治学解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执政为民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核心价值,权力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领导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