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苞的“义法”说

自方苞以“义法”论文,“桐城义法”几乎成了桐城派文论的核心。解放后,学术界曾对“桐城义法”进行过一些讨论,在对“义法”一词的理解上意见未趋一致;有的同志认为“义法”是对文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统一要求;有的认为“义法”说意在宣扬程朱理学,为统治者服务;有的则认为“义法”重在讨论文章作法,是以“时文”     

沪籍桐城派作家及其诗文集考述

桐城派作家遍布大江南北,沪籍作家亦其重要一支,然鲜有问津.依据师承、私淑关系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史书、方志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等相关文献,确定沪籍桐城派作家有11位,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他们受业方、姚,秉承桐城义法,薪火相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诗文理论,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桐城学派在广西

一、桐城学派的文学主张桐城学派是清代散文中的一个中心派别。其创始人方苞,刘大櫆步其后尘,到姚鼐时,桐城学派的文学理论才日臻完善、成熟。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之为桐城学派。桐城学派产生的原因是鉴于明代文人强学秦汉古文,因袭其格式,形式主义之风日甚。他们反对秦汉派,崇奉唐宋派。于是,桐城派提倡“义法说”,“义”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法”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所谓“义法合一”,也就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     

提要钩玄 推陈出新——评吴孟复先生《桐城文派述论》

自方苞揭橥“义法说”,至马其昶、姚永朴等以雅洁韵致为宗旨作文,论文,桐城文派在文坛上绵延流衍了二百余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历史之久,作家之多,薰染之深广,恐怕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与桐城文派盛极一时的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桐城文派的研究长期停顿于零敲碎打的阶段,一部不仅仅是胪列桐城文派个别作家及其作品,而是全面、系统地探索桐城文派创作与理论的内在发展规律,分析桐城文派对现代散文、现代语言学、文章学影响的专著。却迟迟未能面世。这或许与桐城文派研究牵涉到整个清代乃至近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一时还无法准确地把握有关。在这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孟复先生的新著《桐城文派述论》,可称为桐城文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突破、新收获。     

回归还是漂流--质疑吴汝纶对桐城文派的"复归"

关于晚清民国桐城文派的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吴汝纶在其发展中起了复归的作用.其实这一观点有很多疑问.以复归论者的三个论据而言,吴氏并非尚醇厚老确而黜绚烂闳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从他中年以后评文的言论和作文的风格中可得到证实义理、考据皆于古文文体有妨之观点不是复归,而是颠覆了桐城文派的理论大厦;重建辞约指博、清正雅洁之义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应变.吴氏的理论主张,深受其师湘乡人曾国藩的影响,他试图改造桐城文派使之适应新的形式.     

论桐城诗学史上的姚范与刘大櫆

姚范和刘大櫆作为桐城诗学史上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虽然在诗歌创作和批评方面没有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两人的诗歌评点和理论对桐城诗学传统的形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确立了以杜甫、韩愈、黄庭坚为核心的风格统系,奠定后来桐城诗学师法前贤的基本宗尚;基于研究诗歌的心得,参照文章学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桐城诗学的概念系统;以大量的文本批点为后学开示学诗门径,形成桐城派通过评点来提示诗文义法的教学特点,最终为桐城派诗学传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梅曾亮与晚清岭西文坛

通过献疑,证明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等人并非通过吕璜得以结识梅曾亮,梅曾亮不曾到过岭西。梅曾亮通过与朱琦等人的宴饮、通信等社交活动对岭西文人进行文学熏陶,他与朱琦等人的文学切劘,提高了朱琦等人的桐城文法水平,使岭西文坛之名在晚清渐起。梅曾亮对岭西文坛的主要影响包括:培养了一批尊崇桐城文法的岭西才士,促进桐城义法在岭西的开衍;促成了《涵通楼师友文钞》的编撰;奠定"岭西五大家"称号形成的基础。     

桐城派末代主要作家

桐城文派,为我国自有诗文流派以来,流衍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派。它从开始到兴盛终以至末流,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本文着重介绍的是桐城派末流,对于前两个时期,只作简要介绍。桐城派开始于清康熙时桐城人方苞,他在所编《古文义法选》的“序例”中说明,古文根源于《六经》、《语·孟》,得其枝流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公羊》,《毂梁》、《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记数百年之言与事。必须通读全书,而后才可以取其义     

曾国藩与湘乡派

湘乡派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历史面临根本性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标举桐城“义法”,但实际上却摒弃方、刘、姚的基本观点,而力主“文章与世变相因”(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以“经济致用”(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致吴南屏书》中均有表述)相号召,不但使濒于“文蔽道丧”、“浅弱不振”(黎庶昌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清一代的桐城派,不仅是文派,也是诗派。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曾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并对该派的重要作家以及流派嬗变,做了简明扼要的价值评述。郭绍虞也指出：“古文义法之谈原是桐城始补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谈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由此可知方东树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而其”综合而集大成”的业绩,就具体体现在其桐城派诗话代表作《昭昧詹言》上。方东树在论述桐城三祖鼎足而立之态势时云：“愚尝论方、…     

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吴汝纶西学思想与古文观念平论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其一生最用力处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而在学术、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续与创作上。吴氏一反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力倡西学,强调西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作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引西学入学校,改革课堂教学,以此造就救国之才。吴汝纶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对桐城文派风格、义法的复归,而在于对古文的执着与坚守;在文道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分途,强调文章不宜谈理,追求文字的雅洁;在古文创作方面,吴氏引西学入古文,拓展了古文的内容,为桐城古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吴氏以古文的辞约指博、清正雅洁来对抗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坚守着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后一块阵地。     

桐城派略论——《论文诗说》(节选)

割取时文作古文,震川①琐琐少氛氲,归唐②制艺皆能手,家法张皇自鹿门③。文至灵皋④见大醇,铅华不御⑤自丰神;精微洁静桐城法,五百年来有此人。惜抱⑥诗文混一源,同标义法一家言;詹詹昭昧方仪卫⑦,华妙精深亦渺然。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朱琦及其散文创作研究

“桐城派”一直占据着清代散文的盟主地位。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的那样 :“有清一代的古文 ,前前后后无不与桐城生关系。”这段话从时间上精辟地指出了“桐城派”的文运几乎是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的。如果从空间上看 ,“桐城派”的传播、流衍的范围之广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康熙朝方苞高举“古文义法” ,经过刘大木魁、姚鼐的递相传衍 ,道咸时文人学文 ,“江淮以北 ,五岭以南 ,咸取径桐城矣。”① 名噪一时的“岭西五大家” ,即是“桐城派”在广西生根、发展并达到古文创作高潮的最好明证。“岭西五大家”是以永福的吕璜为首 ,加…     

桐城派与文学语言的发展

桐城派作为散文正宗,曾经主执清代文坛牛耳达二百多年之久。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法”。但一般的讨论与研究都偏在“义”——即思想内容方面。其实,从文学的发展观点上看,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却在“法”——即艺术表现方面。在“法”上,桐城文人尤为自负的还在文学语言方面。散文语言,更是桐城文人所潜心研究的。自古以来,很多人对于散文语言的创造有误解,以为它和诗赋骈文不同,只要拉杂写来,自是一篇文章。一些政治家、学问家,以作文为余事,如宋代的道学领袖程颐明言:“今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