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的影响效果分析

近年来．延迟退休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本文将研究视点放在提高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支付和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果方面。通过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实际估算了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变化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挤出效应。结果发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对养老金缺口存在一定的补偿效应。但从短期来看效果有限;而对就业总量的确将产生挤出效应。并发现,老年人就业岗位与青年人就业岗位之间存在替代性,也就是说延迟退休将严重影响青年人的就业。因此建议政府要慎重考虑并只能在适当的时机推动延迟退休。     

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实现机制——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退休老年人再就业行为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考察养老金收入、人力资本与家庭照料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并不是简单的负向激励作用,而是呈现“N”型关系,老年群体劳动价值观出现经济驱动向价值驱动的转向;老年人个体的人力资本对再就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存在再就业动机时发挥辅助性作用,再就业动机比再就业能力对老年人再就业行为更具有解释力;退休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责任总体上会阻碍其再就业动机的实现,但会促进有家庭经济负担的男性退休人员再就业,家庭-工作平衡问题延续到女性老年时期,且从性别视角扩展到年龄视角。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从养老金供给、老年健康服务、老年职业培训、社会照料服务等方面着手,鼓励和帮助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实现个体、家庭、社会的多赢格局。     

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临退休的劳动力样本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延迟退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构建了三期生命周期模型,理论推导和分析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而基于Charls2018的数据,将临退休劳动力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理论推导所得出的假设。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预期寿命延长会显著增加其延迟退休意愿,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个体倾向于延长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同时也会延长工作时间为老年时期增加经济来源;个体受教育年限与退休意愿之间具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关系,受教育年限较低和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两个群体都表现出具有较为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受教育年限增加会促使个体为延长投资回报周期而延迟退休时间;同时高学历的个体收入较高,这又会使个体倾向于增加闲暇时长,提早退休。在调节效应方面,性别在预期寿命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预期寿命的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延迟退休意愿;性别在受教育年限对预期退休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男性会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退休意愿,但不存在复杂的U型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符合劳动者预期的退休制度提供了参考。     

城镇老年人退休轨迹的多元化趋势与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转型背景下，增进对劳动者退休过程的认识有利于完善老年人就业及退休政策。应将退休过程视作连续轨迹进行研究，并充分考虑人群异质性与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中的工作史数据，采用序列分析方法识别出中国城镇男性老年人典型退休轨迹(60岁退休型、55岁退休型、提前退休型、长期失业型和非正规就业型)和女性老年人典型退休轨迹(50岁前退休型、55岁退休型、长期失业型和非正规就业型)。通过比较代际间退休轨迹分布的离散程度差异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老年人退休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和性别差异，女性轨迹的多元化程度更高，男性轨迹随代际递增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     

配偶退休如何影响健康——基于认知能力的实证研究

健康的认知能力是延迟退休的重要前提,明确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有助于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以往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个人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忽略了夫妻间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基于拓展的健康需求模型与社会互动理论,首次构建了双职工夫妻家庭中配偶退休如何对认知能力产生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将总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溢出效应与间接溢出效应。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轮数据,结合联立方程组和模糊断点回归法,展开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退休不仅使个人认知能力发生衰退,也对配偶认知能力产生负向直接溢出效应,还会通过夫妻社会互动产生负向间接溢出效应。相较于丈夫,妻子认知能力更易受配偶退休的不利影响。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其结果表明,除了夫妻社会互动,配偶退休后家庭经济下滑也是重要影响渠道;频繁喝酒是妻子退休后丈夫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锻炼频率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负向溢出效应;配偶退休后增加了家务劳动贡献度,有利于丈夫认知能力的改善,但对妻子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鉴于研究结论,建议政府应着眼于家庭,合理利用夫妻间的社会互动,采取兼顾延迟退休政策推广与国民认知...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在中国进入了计划实施阶段。尽管以往研究探讨了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但结论却争议不断。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结合中国家庭经济行为与代际关系的特点,构建了以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老化态度、社会价值为中介,以养老观念为调节的分析框架,旨在检验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倾向值匹配、KHB中介分解效应、调节效应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再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促进其心理健康,通过倾向值匹配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中介机制表明：在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中,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老化态度、社会价值分别能够解释其中的6.49%、3.79%、23.65%、32.41%,这意味着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对精神的需求要远大于经济需求。调节分析表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会削弱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以上结论,建议加大...     

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延迟退休、养老金缴费率与经济增长——兼论缴费政策的调整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统账结合”制度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并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引入长寿效应、人口增长以及延迟退休等因素,综合考察了多变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并在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下探讨了养老金缴费率随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变化所作出的调整。结果显示：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对经济的影响较为均衡,而提高个人缴费率对大多数经济变量有正面影响,提高企业缴费率对大多数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随着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增加,最优个人缴费率应下调,而最优企业缴费率应上调;同时发现长寿效应、人口增长和延迟退休对个人缴费率影响大于对企业缴费率影响。在对个人和企业缴费率的影响中,延迟退休都不如长寿效应和人口增长的程度高。     

家庭“向下”代际支持行为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兼论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SCI

文章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的"给予"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老年人对这些支持行为的认知评价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家务支持对其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但认为子女需求过多对其心理健康有负向作用。城镇老年人的认知评价会显著调节照顾孙子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向,农村老年人的认知评价会显著调节"向下"经济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向,结果支持认知行为主义的ABC情绪理论。因此,在倡导积极老龄化并发挥老年人在家庭中作用的前提下,缓解城镇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压力、缓解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压力分别是保持其良好心理健康状况的重点。     

延迟退休对职工效用最大化的影响——基于“S”型效用函数的分析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使延迟退休政策被大众广泛接受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理,结合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和前景价值函数中的"S"型效用函数,构建关于工资收入、养老保险缴纳费用、养老金财富和闲暇时间的综合效用模型,从性别、闲暇偏好、工资收入水平、利率、参保年龄、养老金个人缴费率六个方面确定个人效用最大化的退休年龄,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对延迟退休政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退休年龄下的个人效用函数是关于退休年龄的"先大幅上升,后缓慢下降"曲线。男性参保职工于63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而女性参保职工于60岁退休获得效用最大值,且二者最优退休年龄并不会随工资收入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工资收入水平只会对参保职工获得的效用绝对值产生影响,工资收入水平越高,参保职工获得效用值越大。此外,若闲暇偏好越低、利率越低、参保年龄越大、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越低,则参保职工的最优退休年龄就越大。总体而言,只有考虑性别因素、给予延迟退休政策适当的弹性操作空间、改进养老保险计发办法、创造更好的老年就业环境,才能使延迟退休政策更好地推行。     

中国所有制结构分化与就业——基于工业行业部门动态面板数据的考察

文章利用1999年以来中国工业行业经济绩效及财务数据,通过构建所有制分化指数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用所有制分化指数度量的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对就业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所有制结构越复杂越不利于就业的增加(所有制分化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就业减少2%)。同时还发现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情况下,当所有制分化指数大于6.5时,国有企业比重增加将会促进就业增加近4%;而当所有制分化指数小于该水平时,国有企业比重增加将对就业有负向影响。文章的结论表明,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将会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HARLS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方法,探析了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对微观个体退休时机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与传统认识不同,子女对主体进行净转移会延迟主体的退休时间,在主体经济条件不好时延迟效应增强;(2)与其他主体相比,需要照顾孙辈的主体倾向于提早退休;(3)综合考虑经济效应和时间效应,经济效应是造成主体延迟退休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隔代抚育会提前主体退休年龄,而子女养老不会减弱主体的工作意愿,主体会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帮助子女分担抚育孙辈的压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学前儿童教育的投入力度,同时创造条件鼓励子女养老,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福利水平,并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压力。     

中国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老年人就业或再就业问题是影响老年人生活以及老龄工作的重要方面。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制定有关老年人就业政策时我们应当对这些因素加以考虑。对中国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研究,首先通过交叉表描述老年人就业意愿的基本特征,然后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检验各个因素的显著性。通过Logistic回归检验,发现在影响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的诸因素中,年龄的高低、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的好坏等自身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受教育水平对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规模效应、替代效应和治污与减排效应,并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项影响途径,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总就业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总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其对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而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就业结构,发现行业的异质性导致U型曲线的形态及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分行业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并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对于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应谨慎出台延迟退休政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近年来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各大报章,同时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提高退休年龄似乎已势在必行。然而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延迟退休的政策应从长计议,谨慎出台。本文从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制度、老年人力资源利用、劳动力就业三方面的关系出发,论述了延长退休年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对老年人休闲生活影响的研究

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少子化伴行,家庭子女状况对老年人休闲生活有重要意义。使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CGSS ）数据,分析是否有孩子、孩子数量、孩子性别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结果发现：孩子越多,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频率越低;儿子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负向影响为主,且1个儿子的强度最大;女儿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正向影响为主,且1个女儿的强度最大。重视家庭子女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对提高老年人休闲生活频率、推进健康老龄化意义重大。     

退休对中国老年人口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中国退休政策在男女退休年龄上的规定,使用断点回归设计,探讨退休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检验退休影响健康的机制.研究发现,退休对男性的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对女性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主要原因是退休后女性增加了锻炼的频率;虽然男性的锻炼频率在退休后也有所增加,但退休后男性超重的概率也随之增加,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锻炼的健康效应.文章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当前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研究表明延迟退休不能够以牺牲老年人口的健康为代价,中国需要切实推进“健康老龄化”的战略.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再审视

人口学所界定的老年人口和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再审视,我们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可怕。从经济老年人的标准出发,改革现行的以日历年龄为唯一标准的退休制度,实行灵活的退休制度,并采取加快发展老年科学教育事业、加大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力度、合理开发老年人才资源等措施,延长老年人转变为经济老年人的时间间隔,发挥老年人口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可以缓解并防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冲击。     

退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近几年我国政府不断释放延迟退休的政策意向,但该政策对健康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具变量,研究退休(指需要办理退休手续)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显示,退休对自评健康、抑郁和认知均产生了负面影响且对女性、教育程度较低、45⁵4岁的人群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对影响路径的分析表明,退休会通过显著减少人们的社交活动和休息时间来危害健康。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退休对健康有负面影响,延迟退休有助于优化人们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水平。这从健康角度为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平均预期寿命、健康工作寿命与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劳动者能健康工作多久?退休年龄究竟延迟到哪一岁最为合理?这关系着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因而是非常重大的政策性问题。本研究采用生命表技术编制了我国2005和2010年分性别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工作寿命及健康工作寿命表,然后从劳动力健康工作的视角提出我国延迟退休的合理目标年龄。研究发现,2005和2010年,我国男女健康工作寿命都分别接近62岁和58岁。该发现的重要政策启示在于:我国当前可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女性比男性延迟退休的空间大,男女65岁同龄退休的时机还未成熟,建议我国延迟退休的目标年龄应以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上限;从生命周期角度对我国退休年龄进行国际比较,若按男性62岁,女性58岁为退休年龄上限执行,那么我国劳动力的退休生涯与工作寿命之比将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政策的操作层面来看,我国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并采取弹性退休制度逐步推迟退休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