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利用上述初婚模型对妇女初婚状况进行再分析,由抽样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或登记数据可以求得妇女分年龄、分年度的初婚率。某一年度的年龄别妇女初婚率是各个同年出生未婚妇女队列在该年度的初婚比例,为了分析该年妇女实际初婚水平,应用上述模型,采用队列的方法,假定一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该年分年龄妇女初婚率度过其整个初婚期,便可计算某年妇女年龄别初婚递进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根据我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将所得的总和初婚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列表比较,如表1及图4、5和图6所示。     

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关系

<正> 结婚意味着一个新家庭的诞生,随之也产生了生育问题.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迟于法定婚龄(女20岁,男22岁)三年及以上结婚者即为晚婚,妇女在24岁以上生育者为晚育.由于各种原因,妇女初婚年龄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初婚年龄与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生育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国外一些关于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我国由于存在着较大的城乡差别.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必然有它自己的特点.本文使用1991年10月进行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所获得的山东省的数据对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定量分析,并分别就城乡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涉及山东省的十个县市的1440个完全家庭.调查向我们提供了每个家庭妇女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生育次数、流产次数等数据资料。以下分别加以讨论分析.     

江苏省妇女早婚早育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目前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育龄妇女以每年400万的规模增长,另一方面妇女的生育低龄化。据统计,我国早婚妇女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已由1984年的3.04％,上升到1986年的3.45％;妇女初婚年龄逐年下降,1984年为22.87岁,1986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降为22.29岁,接近1976年的水平(22.30岁)。据估计,20岁以内妇女生育的婴儿已占我国计划外生育婴儿的20％,约占当年出生婴儿的9％。     

生育模式与人口预测

就生育因素而言,不难得到预测年份的出生人数与生育率的关系: B=P_f(15—49)·?(15—49)P_f(15—49)为预测年份15—49岁妇女人数(用年龄移算得出);?(15—49)为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考虑到年龄别生育率及妇女的年龄构成,进而得到预测公式:     

生育水平升高的原因及对策

近几年,在我国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生育水平较前几年有所回升,所以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农村妇女的生育状况,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入户座谈的方式,调查了陕北某县(市)的350名已婚育龄妇女.从取得的资料来看,妇女的初婚(育)年龄普遍偏低,20～24岁组平均初婚年龄19.0岁,初育年龄20.2岁,如表1.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1988年前我国初婚与初育等人口数据.198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由于人口普查未提供结婚日期(或年龄)以及生育间隔数据,我们无法直接计算80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估算方法,第二、三部分对我国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了分析.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论“大龄”女性未婚问题及其社会人口学影响——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

十几年前,史密斯(Smith,1980)的研究指出,尽管许多亚洲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女性终生单身的现象仍然较少,女性终生单身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明显上升。除了斯里兰卡、缅甸和菲律宾以外,45—49岁妇女的未婚率仅为1—2％。联合国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中也强调:“作为一个区域,亚洲仍然保持着普遍结婚的婚姻范式,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男女两性的结婚率都相当高”(United Nations,1990:184)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本文应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讨论了农村妇女初次外出时间与初婚年龄的关系。所用数据来自２０００年安徽、四川省４个县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妇女的外出经历及外出时间对她们的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婚前曾经外出的妇女初婚年龄较大。婚前外出的流入地为外省或城市的妇女，初婚年龄大于其他婚前外出过的妇女。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年轻妇女的初婚年龄。     

人口知识

育龄妇女生育率有几种?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育龄妇女是指从月经来潮到绝经止这一年龄阶段内的妇女,因为这一年龄段内的妇女有受孕生小孩的可能。国际上通用的育龄妇女的年龄界限为15岁到49岁。育龄妇女生育率主要有以下几种: (1)育龄妇女总生育率: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全体育龄妇女人数和这些妇女生育的小孩数之比。所谓全体育龄妇女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从15岁到49岁的妇女;二是指这个年龄阶段内的妇女不论     

年龄组别生育率

由于妇女生育能力与年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还必须通过不同年龄组别妇女的生育率的比较来了解妇女生育的趋势。年龄组别生育率指的是某一年龄组的妇女全年所生育的活产婴儿数与该年龄组妇女总人数的千分比(通常以五年为一组,15—49岁的育龄妇女共可分成七组;也有以某一年龄单独分组的,如25岁妇女为一组)。例如,拉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5年时其20—24岁年龄组的妇女的生育率为     

终生独身的可能性

<正> 近20年,日本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不断上升,二、三十岁未婚青年的比重日益增大,与此同时,初婚率下降了,终身独身的比重却急剧地增长。日本学者伊藤达也,用终生未婚率及累计初婚率研究了20多岁青年人终生独身的可能性。终生未婚率是指独自渡过整个一生的人在同龄人中所占的比例。从生物学角度上看,女性年过50,即使结了婚也不可能生育。因此,从人口再生产角度来看,不     

试论女性人口教育状态对婚育状态的影响

同批出生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受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为基础,专门分析我国女性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对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地区的影响模式,说明提高女性文化教育水平的长远意义.二、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依据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城市、城郊、镇和农村四类地区45—57岁(分三个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差异.显然,这些妇女基本上完成了终身生育任务,在生育期内受计划牛育政策的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同其它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行为.     

对五省一市妇女生育水平的分析

中国自50年代中叶即提出计划生育,但后来受到各种干扰,未能在全国展开,直到70年代初才在全国普遍推行.这次调查的6个省市(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和甘肃)当中,北京从60年代初以后即开始受到计划生育的作用,辽宁和山东的计划生育从70年代初也随全国行动起来,开展得较早,贵州和甘肃则行动得更迟一些.1987年调查对象中年纪最大的45—49岁组妇女生于1938—1942年间,1958—1962年间她们进入20岁,整个60年代正是她们的生育旺盛期.其他各个五岁年龄组的妇女的生育旺盛期依次各向后顺延5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普及和深入,生育子女数和生育率都随着妇女队列而呈现趋势性的变化.     

只要领导重视 措施得力 晚婚晚育是可行的

<正> 1989年11月,我们深入到昌平等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题为《从昌平、龙泉农村调查看落实晚婚晚育措施的必要性与可性行》的调查报告(曾毅、蔡文媚、宋静安1991)。该文报告了昌平镇自1987年10月起,在不断加强晚婚晚育宣传教育的同时,实行了已婚妇女必须年满23周岁零三个月才允许联系第一孩指标即年满24周岁才能生第一孩的制度。实行这项制度以后,晚婚晚育成绩令人瞩目。平均初婚年龄由1936年的22.6岁上升     

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校扩招后,我国各年份出生同期人的中位初婚年龄持续上升;在2010年,受益于高校扩招的适婚人口的已婚比例相比2000年同龄人的已婚比例显著下降,且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低于未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已婚比例.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化对我国初婚的推迟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力表现出随年龄增加逐渐减小的特点,并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对“六普”时点23岁的男性解释力高达78％,对23岁女性的解释力亦超过50％.     

苏联生育率的演变和差异

当前,研究生育率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确定其发展动态和差别。为了深入地研究它们发生的过程,苏联中央统计局人口处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在1978年的调查中,询问了330,676名18到59岁的妇女。为了研究生育率向每个妇女提出了以下问题:(1)生了多少小孩(不包括死产);(2)每个孩子是哪年生的;(3)总共打算生几个小孩(这个问题是询问18—44岁的已婚妇女)。同时还问了关于初婚年龄问题,调查时的婚姻状况,丈夫的年龄和其它问题。     

现阶段我国晚婚悖逆因素析

<正> 一、问题的提出1980年我国第二部新婚姻法及1986年民政部颁布的《新婚姻登记办法》,将我国原定最低法定结婚年龄由男20岁、女18岁分别提高到男22岁、女20岁,各提高了2岁。这一变更本应使大多数人的结婚年龄推后,但恰恰相反,自1980年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逐年提前,晚婚率开始逐年下降(见表一)。     

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婚育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2²014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相关数据,选取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对其婚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吉林省已婚育龄流动妇女初婚所占比例较高,选择在流入地结婚和生育的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延迟,地理通婚圈不断扩展。有71.2%的流动妇女生育子女个数为1个。流动妇女中婚前怀孕比例较高,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和初婚年份。     

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因素分解和标准化的方法,对农业和非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差异进行讨论分析,运用标准化的方法分别分析年龄结构标准化下的年龄别生育率和一般生育率。结果表明:农业流动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有利于提高一般生育率,农业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显著低于非农业流动妇女;婚姻构成(如有偶率、初婚年龄)和婚内生育率(生育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