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忍之禅法及其方便法门

弘忍大师是禅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在《神会语录》之后的禅宗史传中处于空白和缺失的状态。细究其原因,主要是弘忍禅法著述罕见、惠能与弘忍相处日短、弘忍将禅法付嘱多人等因素造成的。依据敦煌文献,弘忍的禅法也将达摩以来强调一念顿悟作为自己的根本,以一行三昧为禅法之正行,与惠能不同之处在于一念顿悟之外,也注重以各种方便法门接引弟子,如禅修之方便、通经之方便、度人之方便等。这些方便法门也成为禅宗禅法风行天下时殊胜的增上缘。     

佛说之法门与邪教之法门的比较研究——读《四阿含》后对《转法轮》的沉思

《胜鬘经》说：吾“得一切佛法，摄八万四千法门。”《心地观经》指出：“八万四千总持门，能除惑障销魔众。”众生有八万四千之烦恼，故佛为之说八万四千之法门。     

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所云"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多被学者阐释为作为外来传统的佛教与中国本土认同的冲突,是关于中国和印度谁是世界中心的争论。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而且未必是义净本人的真实意图。要理解"洛州无影",需要深入剖析贯穿中古时代的洛阳测影传统,其内涵远远超出中国、印度文化冲突说,归根结底还是不依王法则佛法难立的思想意识在发挥作用。政治学说往往建立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知识体系上。"洛州无影"和洛阳测影的传统揭示的中古知识世界和政治的关联性,是理解中古知识与信仰的重要层面。     

“老二”可乐

马丁·路德·金最有名的一句话是“I have adream”。其实,每个人心灵的隐秘深处都有一个梦。大唐诗人当然也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不仅仅是写几首足以让自己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好诗,他们更大的梦想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出将入相。“郊寒岛瘦”,那是最没出息的诗人形象。     

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回忆朱德委员长视察我院的幸福情景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复刊后的第一期,发表了敬爱的朱德委员长视察我院的题词和书赠的诗篇.我手捧影印的题词和诗篇,凝视那苍劲有力的手迹,心情波涛起伏,无限怀念.他老人家生前视察我们学校时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和当时我院党委书记孙(冫央)同志的谈话和指示,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一九六○年我在院刊编辑室工作.三月初的一天,领导同志通知我说:有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将来我院视察.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既激动、兴奋,又紧张,仔细检查了照相机,准备好钢笔、笔记本,等待着……     

圆瑛法师诗歌中“云”意象的美学意蕴

《一吼堂诗集》收录了圆瑛法师四百零九首诗歌,这些诗歌中出现“云”意象的达五十七处之多.云这一自然物象,在圆瑛法师眼中成为了一种极具佛禅意蕴的特殊物境.他或用“云”来衬托周围景物之高远,或用“云”来抒写自己任性自然、超尘脱俗、潇洒自由的人生境界,或借“云”寄寓济世的理想,或将“云”入禅理,寄托遥深.总之,在其参禅礼佛的生活方式以及禅观心态的影响下,自然的云被其禅化心境所改造,已成为了一种蕴涵空灵心性的独特诗歌意象,呈现着浓郁的个性色彩.     

大理国写经中的“药师佛启请次第”研究

大理国保天八年(1136)沙门释照明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记述了密教佛、菩萨、金刚等数十种启请次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大理国密教的佛神系统。其中保存的药师佛启请次第,受《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和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的影响最大。虽然该启请次第较现存唐代药师道场仪有一定差别,更重视种子字道场观,但并未形成独立的教法体系,仍然是唐代密教的延续,是汉传佛教药师佛信仰在云南的传播。     

《大唐西域记》“烈士传说”的宗教背景考辨

[提要]在《大唐西域记》卷七中,玄奘记载了一个“烈士传说”。对于这个故事宗教背景的解读,目前有不同意见,“宗教背景不清楚”和“道教背景”是其中较为普遍的两种。实际上,该故事在形式上采用了典型的框架结构,外壳故事的宗教背景是印度密教,而非道教;内核故事则是一个佛教故事。厘清该故事的宗教背景,对于进一步认识《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考辨七世纪前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的状况,止息相关争论,会有一定的帮助。     

有关“释道安”的文献记载辨正——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为对象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安和上传》有关道安出家年龄与俗家所在地"常山薄柳"的记载是可信的,基于行政区考量,宜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作"常山扶柳"为妥;《世说新语》有郗超与道安交往的记载,其"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中的"有待"一词虽源于《庄子》,但其前有"道安答直云",故不必作"形上"的解读,其意为僧人的生活资粮有所"依恃"或"取资";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有关道安南下襄阳的史实可信度高,但"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应作"为慕容暐所逼"。在新野分僧众弘法时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非《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所说"法事难立。"辨析过程并对《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道安传"与学界相关观点展开商榷。     

老子之“道”与爱默生之“超灵”

本文分析比较了老子之"道"和爱默生之"超灵"的宇宙观、天人关系和直觉意识,指出了"道"与"超灵"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张湛之“虚”与佛教之“空”

张湛《列子注》继承了玄学"有"和"无"关系问题的讨论,参同佛教之"空"以"虚"为"无",把"至虚"作为万有的宗主,建立了"贵虚"理论。其终极目的则是,神思凝寂、不为外扰以保全,忘怀解脱以入"至虚"之域,超越生死以达"水火可蹈"的类于佛教涅槃的境界。佛教通过对"空"的理解,否定现实客观物质世界,得出一切皆是虚幻的结论,目的是消除人们对于情世间和器世间的执著,从而解脱众生的烦恼。由此看来,佛教之"空"和张湛之"虚"在其哲学构建中处于相同的理论地位,起到相类似的作用,具有不可忽略的可比性。     

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

佛教所说的“我”有“人我”、“法我”两个含义．这与现代人通常所讲的“我”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我”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拟从本体论、论识论、价值观、实践观的角度对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略作剖析。     

现代汉语助词“之”和“之×”方位词

现代汉语助词“之”用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定语＋之＋中心语”偏正词组。吕叔湘等学者都认为“之”加单音节方位词能构成11个或12个“之×”双音节方位词,其实,在这12个“之×”中,有10个是定语标记“之”加“中心语”（单音节方位词）,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只有“之后、之前”有时能够独立成词,但独立成词的“之后、之前”是时间词,而不是方位词。作为定语标记的“之”有时可以省略,时间词“之后、之前”中的“之”不可以省略。     

儒家之“仁”与基督教之“爱”

＂仁＂与＂爱＂是儒家和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和中心主题,二者在其渊源、内容、实现途径上有所不同,因此它们是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精神类型。而二者的差异中又存在着相似之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对人类价值和终极目标的深切关怀,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完善自我,达到不朽的道路。因此,对儒家之＂仁＂与基督教之＂爱＂加以比较认识,挖掘各自思想的精华,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西文明的发展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诗人之“怪”与诗人之“识”

诗人之"怪"在本质上是诗人"为人"的一种变态性形式,这是与常态形式相对而言的.就哲学角度而言,它源于诗人对世界、人生的特殊而深刻的认识,这不仅表现在诗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上,还表现在他对终极问题的思索方面.     

“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由口头传播的"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播为主、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