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浅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点与现代价值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历史和传统文化是不能抹灭的印记,民族精神更是不能被中断、被抛弃的标志,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在《论当代在立法和法理学方面的使命》一书中曾指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律具有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就像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我国也自有反映中华民族所固有特征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体现着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的巨大智慧,因此我们不难寻找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较之现代法律文明的特点与契合点,自然也定会发现传统法律文化对我们现代法律文明的积极影响.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特征比较--试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与西方法律的宗教性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特征涵盖面广 ,而本文仅比较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与西方法律宗教性这一特征。笔者从伦理化、宗教性的过程、成因、表现、评价四个方面来加以比较论述 ,从而展示不同文明孕育下的传统文化的差异。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定位

在法律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面临着"文化失语"的尴尬处境。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问题,也就是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中国法治发展中的建构论和进化论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源于全球化和本土化之争。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中,我们要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子,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传统比较研究

本文从宏观纵向角度比较了中华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在历史渊源、立法、思想、法律、精神、社会实践基础等方面的传统差异。指出我国当代法律文化应当反映几千年中华法律文明的精神成就，对中华法律文明抱有自信，走出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三十年

近30年,中国法律思想史从初步确立到加速发展最终走向繁荣,在多个论域中展开了理论争鸣,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同时,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学科建设、教材改革、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梳理近30年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概况,有利于进一步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     

近三十年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评析

30年间，中国法律思想史从初步确立到加速发展最终走向繁荣，在多个论域中展开了理论争鸣，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同时，中国法律思想史在学科建设、教材改革、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必须认真梳理三十年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概况，以期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诠释及其构建——基于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视角

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信用观相比,现代信用观不仅重视从道德的角度解读信用,更强调从经济和法律的维度展开对信用的全方位解读。从道德、经济、法律三个角度来诠释信用,会使我们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信用观。信用固然是人的立身之本、交友之道、经营准则和为政之基,同时它也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的体现,在契约社会里守信还是公民的基本法律义务。基于此,在构建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过程中,既要重拾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之精华,又要汲取西方契约信用文明之营养,更要建立完备信用法律制度之体系,最终形成一种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信用文化模式。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

从西方现代环境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视角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进行理论建构与现代转换,其重要的元哲学观点、元伦理学观点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和道德文化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而且为西方社会的伦理评价和文明转向提供理论辩护和经验支持,为当今世界文化复兴和价值重构贡献中国＂元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发展理念选择的分叉点,迫切需要能够融合中国传统人文情怀与西方现代发展理念选择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应用伦理学研究是顺应时代需要并能提供这种新型文化的学科载体。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转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历史实践表明，外来文化只有与传统结合才能产生生命力，而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恰在于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中国现代法治必将在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新和传承中不断发展、完善。     

困境与出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不仅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体现出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从中华法系到东亚法——东亚的法律传统与变革及其走向

现今学术界有关东亚法的整体认识,大致有新中华法系、东亚普通法和东亚法系这样几种代表性论说。以法系理论为视点,我们观察到东亚共同的法律传统在近代开始发生变革,中华法系在西法东进中趋于解体。如果以构成法系的要件为标准来衡量现今的东亚地区法,可以确认现在还没有法系意义上的东亚法,包括东亚普通法、东亚法系和新中华法系都是不存在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现今东亚地区法确实由于历史传统和近代继受的原因,加上地区共体化的推动,形成了某些类同与趋同的现象,这也许预示着未来东亚法的某种可能走向。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日本法社会学思潮及对我国法学的启示

日本的法社会学思潮主要以日本人的法意识研究为核心,通过法文化比较研究推动日本法治文明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与日本有很多相似性,所以我国的法社会学研究应积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科学、成熟、发达的法教育学来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伟大转变.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律传统

文章分别从儒家语言、儒家的人性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等视阈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礼法合治、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等特点,提出中国立法一方面要对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进行继受,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中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个人权利,忽视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等内在缺陷,吸收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权利、私法以及尊重财产权等现代法治理念,从而在我国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实现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需要从哲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思想路线、文化传统、政治优势、道德功能、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社会变迁与中国法律文化变迁

社会变迁制约着法律文化的变迁。从"义务为本"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从注重公权到保护私权,是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借鉴西法文化、弘扬中法文化传统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融通古今"、"会通中西"应是建构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不二选择。     

三代领导人的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当代中国法制呈现的现代化的趋势 ,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的。要使法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 ,树立法律的权威 ,真正实现邓小平说的不因领导人的意志转变而改变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论和谐法律理念对东亚法治的价值

和谐是中华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理念,对东亚一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过深远影响。当代和谐法律理念是东亚法律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内生动力,是对西方传统法治进行反思与超越的结晶,具有对东亚法治甚至人类法治产生一定效用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