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对于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团体来说,要解决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高效率,首先就要获取或创造出一定量与质的激励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安排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的“激励结构”;进而如何在实现“激励相溶”的同时,降低其实施成本,尤其是确保提高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形成及入市制度变迁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我国农村建设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有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制度安排,刻画了包括形成制度和流转制度在内的制度变迁轨迹。从内在逻辑来看,形成制度和流转制度在交织互动下共同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向产权完善方向演进。其间,制度变迁呈现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从制度变迁动力来看,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变迁的动力由早期的政府主导切换到了市场主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显化的过程。据此,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应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为导向,以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主逻辑,向集体土地产权完备和权能实现的方向推进。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制度经济分析:外部性与运营制度的选择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经济组织.解决科技企业孵化器外部性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即补贴途径和产权途径.由此形成完全事业型、企业型、事业企业型三种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运营制度.     

当前的集体与个人关系新辨

在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明白,处在现实社会中的集体与个人是一种相互蕴含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个人必然是处在集体关系中的个人,而集体也必然是由个人构成的集体。     

当前的集体与个人关系新辨

在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明白,处在现实社会中的集体与个人是一种相互蕴含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们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个人必然是处在集体关系中的个人,而集体也必然是由个人构成的集体.     

论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

在国内,政府行为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逐渐受到关注的课题.在国外,对政府行为外部性的探讨则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及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质疑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有效性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理论.政府行为的外部性是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种成本或收益的转移现象,并形成配置性外部性和再分配性外部性.充分认识和理解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将为我们防范和治理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组织如何联结:理性的行动关联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的理论认识来分析个人与组织的联结方式,这一梳理包括四个方面:关于个人和组织关联的一般共识;个人理性对组织理性的建构意义;组织理性对个人理性的嵌入;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行动关联一致和不一致的两种状态及其与组织创新和扩张的关系。     

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基于公共选择过程

公共品有效、公平提供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依据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逻辑,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外部性与公共决策制度的功能缺陷、公共决策行为的主体缺失密切相关。因此,完善和优化公共选择过程的制度建设就成为防止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负外部性的必然选择。     

制度设计与社会理性--社会工程活动的核心环节

制度设计提供社会的共同基础 ,反映社会系统的规范追求 ,昭示人们行为的去向和禁区。社会理性是社会结构性关系和社会发展过程的统一 ,是规范体系科学化的内在动力 ,社会理性是制度设计的基础 ,制度安排是社会理性的外在表现。用社会理性指导制度设计是理性概念应有的含义 ,社会工程学要做的不是理性的排斥 ,而是社会理性的张扬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限理性与集体理性——以农村校车服务为例

当前,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是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追根究源在于有关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做出不恰当的行为选择。在农村校车服务供给过程中,农民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无知",亦即有意识地不去表达、不实表达、消极表达或者无法表达对农村校车服务的真实需求;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冷漠",亦即有目的地表明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农村校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破解"理性无知"和"理性冷漠",社会必须做出集体理性的选择,架构起有关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桥梁,使得农民获得更多农村公共服务选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使得政府具有更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应性和责任性。     

论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

在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和分界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都是陷入困境的,从而其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而将价值问题排除在理性探讨的范围之外的论断是无法被充分辩护的。否定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将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对于正当性追问的意义,并剥夺我们对自己置身于中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资格。而"价值客观化"的努力者则在其所理解的"科学确定性"的意义上来把握价值问题,导致对确定性的迷信。在价值领域内,理性具有参与的能力及作用。对于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其所必需的理性无法达成对于世界与生活的最终理解和绝对把握,然而却能完成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使命。从而,对待价值问题的合适态度应当是一种恰当的"道德实在论",它首先承认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但并不因此而承诺某种确定无疑的道德体系或价值集合。     

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集体企业变迁:转轨经济视角的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经历了快速发展(即异军突起)到第二次创业(即全面改制)。从转轨经济视角看,乡镇集体企业是社区能人整合要素资源并以此发挥作用的“制度平台”,短缺市场条件下受社区政府外力与家族经营内力双重推动使乡镇集体企业异军突起,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中社区政府官员与家族企业家博弈促使企业全面改制。     

自组织集体行动的个人动机、意义建构与整合机制——以草根志愿组织为例

文章以草根志愿组织为例,探讨了自组织集体行动的个人动机、意义建构以及集体行动的整合机制。自组织集体行动的个人动机是复杂而多样的,基于混合动机之上的意义建构,成为自组织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而自组织的非强制性的自愿性决定了信任与合作乃是集体行动整合的重要机制。     

论佛教作为对世界的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一种元佛教研究的思路

对佛教作为解释范式的逻辑可能性的研究具有在先性和基础性地位,这是佛教存在的合法性和解释的有效性的前提。作者运用元研究的理论视界,从智证结构、解释范式、形式系统三个维度对佛教作为一种解释范式的可能性、必然性、能行性及相关性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证。     

从集体福利到公共财政:五保供养政策范式转变的挑战——以广州东部M市为例

五保供养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政策,2006年国务院新的五保供养条例颁布标志着五保供养由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向公共财政支付的重要转变.但是这一新的政策范式转变带来的挑战却很严峻,一些农村出现五保供养标准下降的现象.本文以广东某地级市的五保政策执行为分析对象,从财政转移的角度来看,因为支出责任上移,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导致了责任下降,因此不能简单地指责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公正性不足.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还需要有一个多级政府的合理责任分配,上级政府的配套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落实.文章通过对比多个地区的五保供养政策说明,政策执行效果与地方财政实力和省级转移力度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时期,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造成旧观念的解体和新观念的产生.中国传统的观念因子、意识结构乃至核心价值发生剧烈的动摇变化,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国民"而非"个人"成为这个时代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国民",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起源的基本命题,也开启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之路.     

从“再就业”工程向“再创业”工程转变

职工再就业的过程实质上是再创业的过程 ,这也是解决职工下岗问题的根本出路。当前的“再就业”工程 ,无论是指导思想、政策措施还是就业服务等方面 ,都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立有一定距离。因此 ,应当把原来的以“解决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维护社会稳定”为主要目的的低起点、低层次的“再就业”工程 ,转化为以“促进全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素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主旨的高起点、高层次的“再创业”工程     

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达米特的一种解答

本文从意义理论的目的、任务与本质要求、构造原则以及研究方法等角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达米特意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从达米特的角度回应了“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