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收入分配改革思维新发展

新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同时也要同政府转型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管理变革实践紧密结合,其中治理理论框架引入是突破当前分配领域制度建构和政策设计困境的有效途径。通过论证收入分配制度内涵与公共治理运行框架具备较强程度逻辑关联的前提下,尝试从两大系统各自的功能、原则和目标模糊对应性分析的维度,初步搭建起公共治理格局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轮廓和实践框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特色"五位一体"社会管理格局创新为依据,提出了社会治理新框架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新路径。     

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基于张康之教授社会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思考

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模式.在此启发下,笔者认为第一,相对于"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概念,"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有着更深内涵的概念,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层级关系;第二,在人类历史进入"服务型社会治理"的时代,"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组织的主导价值是一个深刻的变化.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背景,并联系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历程,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历史变化并作出清晰的表达,是对"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治理理念的论证与诠释.     

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探讨

文章在阐述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设想:一是政府主导下的"主体共治"型模式,主要讲不同层级责任主体在体现政府"主导"时,通盘考虑利益与成本公平分配以及权责边界;二是市场主导下的"合作共治"型模式,"政府并不保证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只能保证公共产品被提供";三是民间主导下的"契约化共治"型模式,在社会治理框架下,生产方、供给方、消费方形成公共文化从生产到分配、到消费的一种契约交易体系。     

公共治理的基本逻辑与有限性分析

公共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20世纪末,该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本文以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为逻辑起点,阐述了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并进而论证了在西方社会语境下产生的治理理论在观照中国现实或本土化过程中的理论边界或有限性。     

政府成本研究的视角转向:从新公共管理到公民治理

政府成本研究主要有政府内部管理视角、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和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等。前两个视角属于传统研究视角,把这两个视角融合起来研究属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第三个视角及其与第一个视角的融合则属于公民治理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方向,即政府成本研究的新视角。公民治理研究视角需要构建公民治理序列模型,然后从其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管理如何吸收公民治理的相关理念并作相应的技术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来探讨降低政府成本的问题。而正是这样的研究才使得治理理论有可能超越新公共管理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脱域"公共危机治理与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脱域"公共危机的发生将急剧改变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秩序,导致区域性社会运作机制中断或瘫痪.而"切割式"的现行行政区行政模式与"脱域"公共危机的逻辑错配,使"脱域"公共危机治理处于"低效"或者"失灵"状态.以"网络式"的区域公共管理体制作为平台,既整合纵横向政府系统内资源,又积聚政府系统外的市场和社会资源,能够实现对"脱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新兴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主导作用与策略

政府履行服务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新兴城市公共物品需要适度超前发展及市场与民间力量发育不足等,均要求新兴城市政府主导公共物品的供给。对此,政府应在设计规划新兴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构建本级城市公共财政体制、供给必要的公共物品及构建有效的公共物品监管体系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同时,面对各种负面因素的挑战及受其影响出现的政府越位与错位问题,新兴城市政府需要谨慎对待,及时提出对策。     

公共危机治理的市场逻辑——以黄浦江水污染事件为例

依照公共危机演化过程的经济属性,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性公共危机和非经济性公共危机。经济性公共危机本身是由人的行为选择引发的,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而市场、政府两大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行为逻辑的不一致是这类公共危机治理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性公共危机治理应该遵照市场逻辑解决利益冲突,政府公共政策需尊重治理对象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治理效果。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

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由于行政压力、部门利益、政绩考核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偏差,偏离了国家的文化治理逻辑。     

理解公共文化服务:内涵、主体与发展中的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关注,"内涵、主体与发展中的问题"是研究中的焦点。这些研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内涵的理解存在"摸着石头过河"、公民权利、政府职能和"公共性"四种观察视角,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理解存在政府、公共部门、政府主导的多中心主体、竞争的多中心主体及合作的多中心主体五种观点,对于"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问题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投资的非均衡性、服务的非均衡性、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及经济发展与公共文化成长相背离四个方面。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公民参与视阈下依法行政的合意性与主导逻辑

依法行政包含了依法控制行政权力和保障与尊重公民权利的法治内蕴,意即它应体现出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存的合意性价值。然而,建立在利益个体化与垄断性权力运行框架中的依法行政主导逻辑是低效且易致违法、违意的反向效果。在参与式行政日渐彰显其必要性之情境中,依法行政需要转变主导逻辑,形成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双向并行的协同治理,将公民包括政府官员转化为利益共同体,以实现依法行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合意诉求。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化的影响因素、演变逻辑与发展策略

新公共管理改革的要义之一是公共部门结构分工所带来的机构化，该现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议程中。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也通过机构化的方式来应对挑战，但学理上对我国地方治理背景下组织结构分工与形态变化现象的理论解释颇为匮乏。本文运用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解释该现象的影响因素、演变逻辑，并结合后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相应发展策略。     

公共文化管理的法律之维

对权力行使合法性和公众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要求公共管理须以"公共""管理"与"法治"为核心要素。通过法治实现公共管理须将公共管理行为置于法治框架内,结合各种法治理念、从法律维度对各类公共管理现象进行阐释和说明。公共文化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其管理理念源于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其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也受到公共管理理论的直接影响,从法律维度对公共文化管理现象进行阐释和说明对回应公共文化需求的模糊性、变动性、个体性和多样性,对维护私权利、限制公权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增进自由和效率均有着重要意义。在法律语境中,公共文化服务是一种文化行政给付行为,政府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文化行政权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并给予公民相应的文化救济权利;在法律语境中,既有的文化市场管理方式须依据表达义务基本原理和法律规则内在的逻辑顺序进行从单方管理到"他律"与"自律"相协调的转变,而最大程度地保证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两方面的立法参与、积极推进文化行业自治则是文化市场管理方式变革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