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文赏析(十二)

寿夭不贰而死生贞,学诲不倦而仁智定. 出处:《周易外传》卷七,中华书局版. 赏析:这是王夫之论修身立命的一句名言,说明一个人只要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尊重客观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孜孜以行,就能够获致一种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定力并成就纯熟的道德品质.孟子说:“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寿指生命时间的短长,一般把没达到一定的年龄而逝世称之为“天”,而把长命或活得岁数大称之为“寿”.“不贰”,即不疑惑,诚如朱子所说“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     

对孟子“夭寿不贰”句之解读--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思想为参照

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中包含着“夭寿（生死）与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身立命”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时间的视域下,将此在解读为“向死而在”,与言说“生生之大德”的儒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命定的偶然性（个体的人必然有具体的实质限定）、必死性（有限个体必有其死）和使命义（人禀受善性而有道德使命）这三者构成了《孟子》中的“命”义。孟子反求诸己,追求人的本然善性和生之尊严;海德格尔则认为面对死亡的决断,是个体成为本真存在的关键,而儒者的生活方式可视作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船山对朱子、阳明“尽心知性”解之批判与重构

朱子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知性”诠解之不同，从本质上来说是二者在“诚意”问题上偏外与重内的二元对立。船山从文法和逻辑的角度驳斥了朱子“知性”为先“尽心”为后的工夫次序，将其辨正为“非尽心无以知性”,认为“尽心”是“知性”的前提；同时从为学次序和穷理方式上解构了阳明“尽心即是尽性”的内求方式，将其驳正为自明而诚、内外兼修的穷理工夫，从而使“尽心知性”的实现主体由圣人转变为君子。而船山之所以将“尽心知性”重构为“自明善而诚身”的工夫，其旨在于强调“诚身”之实践，以求重返实学、复归圣学，彰显了强烈的原道精神与时代关切。     

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与朱子的区别——兼谈陆王工夫论的差异

朱子直接根据《大学》的文本主张“致知在格物”,阳明则基于孟子有关本心的思想重新诠释《大学》,主张致知以格物。在朱子处,格物属于知而不是行,是本心之知主导意识的前提。阳明所说格物则以本心之知为前提,是对本心之知的落实,已不仅是知而且是行。从工夫阶次的角度来看,格物在阳明这里主要有两种含义,即为善去恶与勉然去欲。含义一通贯勉然与自然两层工夫,含义二则主要指第一层的工夫。与阳明不同,象山否定勉然的积极作用,主张工夫直接从自然入手,阳明批评其扩大了自然做工夫的适用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中包括王龙溪、王塘南等在内的不少人并非接近于阳明反而接近于象山。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折衷朱王 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

高攀龙论学特重格物,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他痛感王学末流提倡"无善无恶"而带来的是非善恶混乱颠倒的学风世弊,重申程朱格物之旨,兼采阳明学致知之义,提出了独特的格物思想: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申明是非于天下;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由物格而知致,止于至善。其特点是明善而不著,格物以知本,认为致知必由格物而著实,一草一木之理亦所当格,意在折衷朱、王,去两短而合两长。     

至善与性善: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异同

在人性论的探究方面,中外哲学存在着差异。西方康德和中国孟子的人性论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比较自由意志与人性本善、意志立法与仁义内在、道德动力与理义悦心三方面可以发现,康德将道德的目标导向"至善",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确立了"性善"学说。     

心、性、气、形:十字打开的孟子工夫论

孟子将自孔子提出的工夫修养予以了细致化、体系化,同时他还注重将心性和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孟子一方面以"求放心"来确立道德的主体性,进而以"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心性工夫来将道德意识、道德判断、道德境界予以养成;另一方面以"不动心"而"集义"的方法养成"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气象,从而实现道德从心性到行为的转化即"践形"。孟子这种在心、性、气、形上同时展开的工夫论,恰如陆九渊所形容的,"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     

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朱子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

朱熹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有三个要点。其一,"格物为先",即八条目必须以格物为前提,格物最为重要。其二,"各有工夫",即八条目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各自作为工夫之一。其三,"敬贯始终",即八条目作为已发时的工夫,必须始终以作为未发时的敬为前提。朱子之所以如此界定八条目的关系,与其从实在论的角度及以气论心的角度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学》诠释史上,朱子与阳明的诠释一样具有诠释范例的重要意义。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船山对朱子、阳明“格物致知”二元对立模式之批判性圆融

格物致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宋明理学的主流学派思想家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彰显为向外和向内、体用和知行等方面的差异。船山从体用互贯角度消解了朱熹、阳明对"格物致知"向外和向内的分歧,将内之本体与外之方法相结合,发展出内思辨与外学问相结合的认识道路,并从知行角度纠正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偏知或偏行的偏执。船山将朱子和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分歧加以批判性圆融,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思想。     

论孟子天人观及其境界意蕴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丰富的论述和讨论,如北宋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家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其一生学问研究生的根本和人生宗旨.在众多的天人关系学说中,孟子最早开创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认知模式.孟子这种“天人观”思想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对心学影响之巨.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上,也即是“天人合德”的思想.通过剖析孟子的天人观,可以了解孟子的天人思想并不是现代理解的所谓生态思想,而是一种人生道德的境界状态.     

道德根基:主体与天命之间——现代性视域下的孟子道德哲学

在道德根基问题上,西方现代性道德与后现代道德皆陷入各自的危机之中,前者依于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将道德奠基在主体之中,以伦理的普遍性规范取代道德并进而遮蔽了道德;后现代道德解构了现代性道德关于伦理的合法性论争,在尝试还原道德本真的同时又陷入了道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之中。孟子的道德哲学通过"尽心"、"知性"和"知天"的三个层次,将道德奠基在主体与天命之间,有效地避免了西方道德哲学的双重危机。     

中国哲学“诚”观念的深刻内涵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诚",在《中庸》中它居于核心地位,至宋明甚至被看作极顶字。对于心学来说,诚是天道与人道的交接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至诚具有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寂然感通、尽心合天诸意涵,远非《大学》八目之一的"诚意"之所指。诚是心灵活动中一天人的枢纽,自诚明,则知性而知天,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真如门;自明诚,则向学而力行,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生灭门。儒家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外兼修。就个体而言,诚者与诚之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为一体,亦即合内外之道。     

本天与本心:宋明时期的儒佛之辨与朱王之争

程颐"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颇大,成为这一时期分判儒佛的重要标志性话语。南宋朱熹、真德秀对程颐此说皆有引申讨论或进一步解说,但他们的讨论限于论儒佛之别。明代对阳明学不满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崔铣、黄佐、陈建等借程颐"圣人本天"之说抨击阳明心学滑入佛禅之"本心"。阳明本人及其亲传弟子对罗钦顺以"释氏本心"来攻击其心学主张没有太多回应,但阳明后学或有心学背景的学者对罗钦顺等人的批评有较为激烈的反击。就儒家而言,过于强调"本天"与过于强调"本心"可能都有所偏,本天与本心可以统一起来。"天"表示存在之统体、本体、主宰、义理,心为主体、灵明、知觉、思想,心与天通;但心与天也不能等同起来,以使得主体既不失能动性,又要有敬畏心,避免主体性、个体性的膨胀与傲慢。     

谈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已立立人、已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试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护道与诚意——曾国藩思想剖析

曾国藩为学归宗程朱,延续宋明理体学,以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相抗衡。在理论思维上,既批评陆王心体学,又批评乾嘉汉学,以维护清王朝的意识形态。他对理体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及其关系作了阐述。理(道,太极)作为形而上本根,假气而化生天地万物,并渗透到人的道德领域。修身之道千万条,其要在诚意正心,心不正就会乱义、信、德及礼乐等。他特重君子慎独,要人在任何情境下都能保持君子的人格,而不被私欲所蔽。如何才能诚意正心,必须格物致知,只有通过格物诚意,存心养性,才能恢复人性之善。由于人在生存世界有种种利益的引诱,气禀所限,物欲所蔽,而丧失善性,所以要加强进德修业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