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臧克家诗论的本土渊源

臧克家的诗论有着深厚的中国本土的理论渊源。儒家哲学积极入世的价值观,诗品与人品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中和审美观,杜甫、白居易、孟郊、贾岛的诗歌创作实践,以鲁迅、闻一多、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启蒙现代性诗学传统等因素共同赋予了臧克家诗论直面现实生活、新体旧体兼顾、注重艺术锤炼的诗学品格。其诗论中过分注重诗歌教化功能与社会效果而表现出的审美功利主义倾向,与他对中国本土诗学传统的偏颇/偏激理解不无关联。     

论宋代的诗学辨体理论

宋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突出表现在对诗文与诗词之间的文体形态界限,以及不同体式规范背后的不同审美风格的差异的重视与探讨。本文拟从诗体形态批评的角度入手,为宋代诗学批评理论尤其是的诗学体式与风格批评理论理清发展的线索,探索宋代诗学辨体理论批评的演变发展历程、特征、成就及其基本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宋以前古代诗学批评中诗歌体制与风格辨析理论的梳理与总结。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

本文侧重于阐释“清”的诗学内涵 ,同时对于“清”在诗学中的特殊位置、确立以及展开进行了分析和勾勒。作者认为 ,“清”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既是构成性的概念 ,与诗的本质论、创作论相关 ,又是审美性的概念 ,与诗的风格论、鉴赏论相联系 ;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 ,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艺术的终极审美理想相联系 ;“清”在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分别被注入和赋予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 ,具有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内涵 ,就其正价部分而言 ,是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 ,诗人气质的超脱尘俗 ,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 ,此外还有意境和情趣的凄冽和古雅等 ,而其负价部分 ,则是单薄浮弱 ;“清”在诗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审美概念 ,有广泛的包容性 ,其派生能力极强 ,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这一概念的衍变和内涵 ,是今后古典诗学的一个课题     

论明清三曹诗评的特点及其成因

明清诗评家在三曹诗歌审美风格、文体创造、品第抑扬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前所未有的理论成就。以"古朴雄健"、"俊逸婉约"、"清真婉曲"及"缠绵温厚"阐释三曹诗歌审美风格之差异,以重四言和乐府、重七言歌行、重文人乐府和六言诗概括三曹诗歌体式的创造性,而"扬操而抑丕、植"以及"扬丕抑植"与"抑丕扬植"之争论则在对三曹的抑扬品第中又表现出审美取向的差异性。明清三曹诗评逐步走向深刻与明清的诗学复古与反复古思潮密切相关。诗学复古思潮,推进了古诗文献的整理注释以及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而在诗学复古与反复古的较量中,建构明清学者自觉的文学"史"的意识,促进了诗学批评视角的转换。     

审美诠释学:汉语诗学的创造之路

西方诗学中有 “ 审美学 ( aesthetics)”也有 诠释学 herm eneutics)”“ ,但似尚无 “ 审美诠释学 ( aestheticherm eneutics),审美诠释学”是汉语诗学创造自身现代思想形式的一种努力。“ 审美诠释学” 首先是指一种独特的艺术“ 意义” 理论,其独特性在于强调艺术表达形式“ 意义指向功能”与其“审美功能” 的高度统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诗学意义理论与审美理论的简单勾勒,并通过对汉语古典诗学“ ”“ 兴 、神韵”等范畴所作的具体分析,初步提出创建 “审美诠释学”的构想,为促成汉语诗学在现代思想中生成、同时也是促成现代诗学思想在汉语中生成作初步努力。     

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

白居易及其诗歌在宋初受到群体的认同和仿效,与宋初君臣的游乐之风、统治者对白居易的褒扬、馆阁词臣崇尚浅易的诗学趣味以及白氏遗迹对活动在洛阳一地文人集团的浸染均有直接关联,而陶榖、李?、李至、徐铉、晁迥、释智圆,特别是王禹偁等诗人对白居易的多方面追摹,则是白诗接受浪潮中的重要推动因素。考察宋初诗人对白诗的接受,主要表现为闲适、讽谕两大类型诗歌的创作,而其共同特点,乃在于唱和形式的汲取和摹拟手法的运用。     

学衡派诗学的形成、重构与融合

学衡派在中西古今会通视野中,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进而开拓旧体诗学新天地。从共时性来看,学衡派诗学的诗歌语言观、形式观、文学发展观、批评文体观是在五四新旧文学论争中形成并不断修正的。就历时性而言,学衡派诗学在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对"诗界革命"的开拓、对"同光体"的新探以及对现代词学建构的贡献,充分体现了新旧过渡时期中国诗学转型的另一种途径与可能性。虽然学衡派内部因各自诗学渊源、旨趣及个人际遇的差异,在宗唐与宗宋、趋新与改良、诗史互证与审美批评上存有分歧,但依旧在分歧中走向融合,折射出学衡派诗学的复杂与多元面貌。     

审美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再审思

梁启超、王国维的诗学被一部分学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论的两个主要源头,分别体现了所谓的政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基于对历史的追认,另一部分却是基于对历史的"发明",是从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当代社会语境中建构出的话语体系,而并非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准确描述.这种文论话语不仅遮蔽了梁启超与王国维诗学的多重内涵,也忽略了二者诗学所承袭的中国诗学传统和面临的复杂历史语境.在审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的视角之外,借由王斑、王德威关于中国研究中所表现的抒情与政治的多方涵涉的思路,可以进一步对梁启超和王国维诗学的丰富内涵进行审思,将二者看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情感政治,继而加深对二者诗学的认识与理解.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巴赫金生存诗学中的“自我”与“他人”

巴赫金生存诗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他始终从审美创造活动中"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角度来观照人的生存问题,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生存-创造理论。本文拟从巴赫金的基本生存诗学主题入手,围绕其生存诗学的主要视角——审美创造活动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探讨"自我"与"他人"在审美创造与生存实践中的共生关系,思考巴赫金这一思想所开启的独特的生存诗学意义。     

爱伦·坡的宇宙观及其审美内蕴

美国作家爱伦.坡以诗意的宇宙观同其审美诗学观以及艺术化的人生观互证互释,以审美方式勾勒了一幅人与宇宙的生成和演化图景,审美成为其艺术观和宇宙观的交汇点,想像构成了他的宇宙观、文艺观和人生观的审美方法论,艺术论及人生论则成为其宇宙论的最终落脚点,从而构建了诗与宇宙两相应合、人与宇宙审美交互的总体艺术架构。     

王船山论诗的审美取向——以六朝至盛唐诗歌为中心

王船山的诗学理想和审美立场主要流露于对六朝至盛唐诗歌的选评之中。从他对诗歌的点评中可窥见其眼光之独特、思想之博深;独特的敏锐感受和审美体验,使他对诗歌有了重新认识,从而建立了自己的诗学审美理想,并对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诗学“以德为本”的价值理性

中国古代诗学建筑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这种诗学的审美批评本体论所依据的是以"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属性由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德本精神.以德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初创时期的逻辑框架,成为诗学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并由此形成了超稳定的传统,以及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     

船山诗论体系的构成及其历史地位

<正> 船山诗论是我国诗歌理论发展的硕果。它有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怎样构成的?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一、以儒家正统诗学为体、以审美诗学为用。这个理论体系,乃是儒家正统诗学与审美诗学的结合,但在这个结合中,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这个结构体的构成,其主要点如下。(一)对儒家正统诗学的内容进行调整与修正儒家正统诗学的灵魂,是封建政治功利性。孔子讲“兴、观、群、怨”,其目的归结     

论"晚生代"作家的创作态

“晚生代”作家是跨世纪的一代,是文学自觉的一代,在写作上他们特立独行,以独特的审美理念、审美视角、审美情趣,轻松而敏锐地进行创作上的探索和超越,在对传统的否定中继承和创造,以实验主义的姿态建构汉语言文学的诗学精神和新的表现图式。     

中国古典诗学的性情阐释

重情体性是中国诗学的传统精神。中国抒情诗的发达,表明了中国艺术的情感谱系是十分丰富的。社会情感和个人情感交错融合,构成了颇具特色的艺术审美风貌。中国古典诗学十分关注情感与艺术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对艺术发生以及艺术形态进行了充分地阐述。     

论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兼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其契合处

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歌内容要求的最高标准即"不虚美、不隐恶"。二是诗歌运用拟人、用典、比兴等手法时要符合事实,文字简要而不可浮夸。三是诗歌追求实录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观风察俗"。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具体表现在对鲍照及乐府诗的推崇、对庾信及徐庾体的评判等方面。而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与刘知几的"实录"诗学观有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