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儒家思想的复兴,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学术建设成为20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取信于社会大众,改良文化氛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儒家商道与当代企业儒学的开拓

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积极践行儒家商道,在儒家的家庭观与企业组织、儒家的教化观与员工教育、儒家的德治观与企业管理、儒家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儒家的诚信观与企业品牌塑造、儒家的领导观与企业领导方式、儒家的时变观与企业战略思维、儒家的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企业儒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三代新儒家向何处去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现代新儒学,经过薪火相传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三代新儒家,这些人都有解放初期留学的经历,他们宣称,要迎接西方"后现代化"的挑战,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适应世界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正确对待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发展,使儒学真正走向世界。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近代儒学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闽台地区开始的实践型新儒学;另一条是他们继承前两代的理论型新儒学。     

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由尖锐对立转入平等对话的时期,表现在第三代新儒家纷纷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主张。但是,平等对话的主张并没有消除二者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岐,希望通过复兴儒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第三代新儒学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前,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将不会因平等对话主张的提出而消失。可以预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努力,充分说明和验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最后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这是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和对话之后的必然结果。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     

杜维明论“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着重于对儒学"内在超越"特质与宗教性精神的抉发,他从儒学宗教性之前提、内在超越与儒学宗教性之表现、"掘井及泉"的内在超越之路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杜维明对于儒学宗教性的论述,一方面深化了对传统儒家的认识理解,另一方面又找到与西方资源进行沟通对话的渠道.     

挑战与回应: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男女平等

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如何融会贯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使之成为现代生活中的精神支撑。本文聚焦于儒家传统思想与当代男女平等理念的碰撞,以创造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为方法论指导,对儒学传统思想进行梳理和辨析,寻求与现代价值接轨。致力于回应现代性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对儒学传统的挑战,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儒学传统中是否包含有男女平等的思想资源,儒家思想与传统道德的关系是什么,儒学传统如何塑造出特有的家庭关系并能在当今社会家庭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儒学的创造性发展如何能够促进当代的妇女解放。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儒学与宪政的非兼容性——评儒家宪政派的理论谬误

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长期孕育的产物,作为迄今为止最具操作性、最接近人道价值的制度,仍然处在向未来敞开的进化之路上。作为文化形态的儒学在"治道"层面上或许可以为宪政建设提供有限度的技术支撑,但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存在着文化基因上的非兼容性。当复兴儒学的文化意向试图转向恢复儒教"王官学"地位的权力诉求时,标榜复古更新的"后新儒家"就由学术上的荒诞走向政治上的反动,所谓"儒家宪政"既是对宪政的践踏,也是对儒学的歪曲。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新儒家的特点是既吸收西方的理性思辩，又保持着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根性与精神，始终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心性修养。新儒学在探索和谐的哲学意义时，表现了以人的感受为中心，重视形象思维，走向社会治理的特点。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在本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梁漱溟为复兴儒学，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入儒学，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他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不为特定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这构成了２０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初始环节。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危机，试图以人文关切扫除理智的冷酷，让伦理情谊温暖人心。同时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给现代化事业筑立一个精神根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