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范与人之常情——从《安提戈涅》看刑法的悲剧美

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揭示出:刑法规范一旦与人之常情冲突并"绝对"执行,将导致更多的惩罚并遭到百姓的反对,不仅给当事人和其他人带来不幸、痛苦,还会给国家造成灾难。因而这部悲剧亦可解读为刑法的悲剧。安提戈涅以常情对刑法的反抗行动具有正当性,她的死亡悲剧乃刑法之悲剧。刑法悲剧的审美意蕴在于,它闪烁着人性的永恒光辉,展示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及矛盾,解说了"什么是刑法"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有用良心联结刑法与常情,才能赢得真正的自由。     

刑法的封闭体系与开放体系

封闭的刑法体系以概念法学为理论基础,强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案件事实与概念之间的涵摄关系,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形成判决.封闭的刑法体系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却忽略了法律的公平性;强调排除司法者的专断,却也试图排除司法者的价值判断;强调判决的逻辑性,而不是判决的可接受性.开放的刑法体系强调在常识常理常情、宪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刑法的任务、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情理性概念和刑法规则中解释、适用刑法.它不但协调了刑法的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而且协调了刑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常理、常识、常情”的刑法哲学蕴涵

运用刑法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模式对陈忠林教授提出的以"常理、常识、常情"为灵魂的法治观进行了解读,并得出粗浅的结论:它是科学建构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一条重要思想路径,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探讨。     

民间法融入刑法之障碍破除与实现路径——揭开刑法中常情常理常识之面纱

民间法和刑法并非水火不容的“敌手”,而是在本质、内容和机能方面存在紧密联系的“伙伴”。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实现了从绝对到相对的过度,故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不是民间法融入刑法的障碍,反而成为了民间法融入刑法的根据。从近年来日盛的比较研究视角看,民间法也早已以“一般标准”的面貌步入刑法之中。反观我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必须坚守常情常理常识的底线,而常情、常理、常识的判断也应坚持一般人的标准。     

法美学视角下的刑法价值初探

本文从美学与刑法的关系着手,初步探讨法美学视角下的刑法价值,并浅谈了死刑制度的悲剧性以及如何尽可能消除该制度所产生的悲剧性。希望以此使得法律工作者和普通公民可以发现刑法之美,从心底去敬仰它,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的作用。     

刑法目的反思

有关刑法目的,学界当前主要集中在对"刑法目的的法条规定"、"刑法目的是什么"、"刑法目的与刑罚目的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的研究.学者在研究刑法目的时,有时候容易忽视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基础性、先决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关乎刑法目的研究的前提、对刑法目的的准确释义以及刑法目的本质的揭示.     

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刑法伦理学”提出之初步构想

刑法与道德是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分析刑法的伦理品性,可以看到"惩恶扬善"的道德理念是刑法与道德的共同价值追求,这表明了刑法与伦理学"相遇"的必然性.这为追问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为"刑法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刑法社会化初论

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现实,决定了刑法必须对社会变迁以及犯罪情势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回应.刑法社会化就是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对传统刑法体系与理论的一种反思性理论.观念上,刑法社会化意味着以"国家权力"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刑法体系将被动摇;实践上,刑法社会化意味着刑法运作体制将从封闭的国家一元体制逐步转型为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在内的开放性的多元体制.传统的刑法工具主义和封闭的刑法体系是制约刑法社会化的根本问题.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刑法社会化的进程,构建适时的反应机制、共生的治罪模式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济的合作模式.     

刑法"面前"与刑法"内"的平等——现实与理想的角逐

刑法平等原则在法律规定上的基本含义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是以承认和保护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其实质的。刑法保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方式是不能以缩小、减少和剥夺社会上最弱势人群的原有的、现有的基本人权为代价,法律可以创设不平等和特权,但与此同时,社会上最弱势人群现有的基本人权只能增加,而不能缩减。法律保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底线,不是立法者或者是统治者所决定的,而是以社会上大多数弱者所能容忍的程度为底线。适用刑法平等的标准就只能以社会上大多数人能够认同的标准为标准。这个标准,也就是"常情、常识、常理"。     

刑法全球化:成因与路径

"刑法全球化"指的是各国刑法对世界不同国家刑事法律吸收方式多样化的逐渐延伸.这一趋势有其深刻的原因,既有外在的现实因素,也有内在的理论基础."全球法律与地方秩序"为刑法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模式,"全球化与本土化"则为刑法全球化指出了选择路径.     

对刑事和解诉讼模式的刑法解读

作为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刑事和解制度反应了刑事责任的当代理念有异于传统理念。原初意义上的事实刑事责任乃为解决纠纷、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在诉讼模式上表现为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弹劾式诉讼。被知识捕获后的刑事责任进而被刑事立法吸收,恢复性特征逐渐被惩罚和报复取代,在诉讼模式上表现为有罪推定的纠问式诉讼,从单纯的知识论上考察,这是知识对事实之刑事责任的误读。在经验主义本质观看来,刑事责任的理念是时代性、语境性和社会性的,因而是变化的,刑事和解正体现了责任理念的这些特征。被刑事和解所塑造,刑事责任的当代理念应具有内容的修复性、结构的三角性、实现方式的开放性和责任关系的契约性等特征。     

刑事法视野下的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探析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专章,有限承认了部分公诉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同时也规定了其程序.藏族习惯法注重和解,刑事案件借助"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在刑事法视野下审视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可发现二者之间冲突与契合并存.如何通过地方性立法,引导其逐步走向法治化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维护法制统一、藏区社会治安稳定,推动藏区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刑法因果关系浅析

弄清了刑法的因果关系,即弄清了犯罪行为因果关系的本质,在确认犯罪问题上就能更好的判断一个人对其行为结果负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同时刑法的因果关系也是一个争论最多的问题,对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条件说与原因说,都是现在中外刑法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正确的区别及认识它们对于研究刑法因果关系有重要意义。     

刑法契约观

政治刑法只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崇尚重刑主义;市民刑法则把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强调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转型期社会特点的1997年刑法其实是一种过渡刑法模式,其仍然遗留有许多政治刑法的明显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刑法思维方式的阻碍,而其向市民刑法的真正转型,则有赖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对刑法契约观念的真正认同。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行为刑法已经出现危机,表现为犯罪圈不断扩大、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罚效能低下、重新犯罪率不断提高等。危机原因在于理论根基不牢、不考虑犯罪人格。应将单一犯罪行为本位的行为刑法,逐步转向以犯罪人为规制对象,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的人格刑法。     

为“先刑后民”正名

"先刑后民"是指一个案件中同时有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时,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对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原则。其来源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对比刑事和民事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证明标准方面的不同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为"先刑后民"正名。     

《刑事执行法》立法刍议

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为刑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具功能,鼎足而立,又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执行的规定分散而且粗略,必须单独立法才能解决统一、完善行刑制度和体现现代行刑思想两大问题。在刑事执行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对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修改调整,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