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委党内法规制定权研究

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地方党委党内法规制定权的制定主体、制定权限、效力位阶等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总结实践成果,预测地方党委在行使党内法规制定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探寻立"良法",谋"善治"路径。     

法治视阈下的党内法规

文章认为对于党内法规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在党内，我们应该将党内法规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阈中，即以党内法规的实践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学术属性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要求。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推进以党内法规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治党实践。党内法规研究正逐渐成为法学和政治学的新兴领域。只有明晰党内法规这一概念的学术属性,消除学科间的屏障,才能达成学术共识。党内法规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正式规范,兼具法治性、制度性与政治性的多重属性,是扎根于中国国情的特色政党制度,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共同提供智力支持。     

党内法规评估标准体系化探究

党内法规评估标准是党内法规评估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开展党内法规评估活动的关键所在。当前,党内法规评估标准尚不明确,可供参考的标准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协调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层面,为了提高评估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有必要尝试运用立法后评估的基本理论以及借鉴立法后评估的实践经验,增加对党内法规合宪性、合理性和实效性的考察,确立体系化的党内法规评估标准,以实现对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和实施效果的科学评估,促进党内法规制度整体质量的提高、协调性的增强、执行力的提升。     

党内法规学学科独立论

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兴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而其前提和基础则在于党内法规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如果从学科独立之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特别是其中学科独立的条件标准和方法标准来看,由于党内法规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特的学科价值和专门的研究方法,因此其已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基础。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凝聚党内法规学学科研究共识,而且将加快推进党内法规学学科独立建设进程。     

与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商榷——兼论党内法规体系化的路径与方式

法典化是国家法领域的专门概念，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渊源于法律法典化说，但该观点模糊了党内法规与法律之间的界限，缺乏法理基础和实践依据。法典化并非通往党内法规体系化的唯一路径，党内法规体系化不等于党内法规在规范上呈现“法典化存在形式”，但可以借鉴“法典化思维方式”。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党内法规之间的融贯协调，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包括集成型、汇编型和单行法规型，三种方式有机统一，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价值。     

制定上海浦东新区技术引进法规刍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引进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截至1990年底的11年间,就已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800项,合同金额为234亿美元,引进项目遍布全国29个省市,范围涉及煤炭、电力、机械电子等多个产业。1991年,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更上升到18000项。仅上海在11年中,从国外引进的项目就有近2000个,共24亿美元,约     

党内法规调整范围的政治性标准

围绕党内法规调整范围形成的党内关系和党务关系两种认知,主要存在忽视实然样态和历史维度的缺憾,有必要综合历时和经验的视野来探寻影响党内法规调整范围的关键因素。从百余年的制度演进征程看,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在革命和建设中形塑、在改革中接续和调适、在新时代集成,政治性是贯穿其中的关键线索。就政治性塑造党内法规调整范围的标准逻辑而言,其以中国共产党从党和国家战略高度对政治问题作出的判断为重要前提,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为框架构成,并区别于传统部门法调整范围的划分标准,体现出党内法规自身的独特性。     

党内法规法典化的实践路径探讨

当前党内法规法典化的研究虽已在必要性和可行性上达成初步共识，但还缺乏对具体实践路径的进一步论证，而这有赖于对党内法规法典化实践效用与实践原则的充分思考以及微观而非宏观的论证视角。党内法规法典化只能是一种实质上的体系型的法典化而非汇编型的法典化，这一概念的明确可以加深对党内法规法典化实践效用的理解。党内法规法典化实践原则是实践路径所依据的法则和标准，循序渐进原则、非排他原则、体系性与安定性原则的确立为实践路径的微观探讨提供了可靠的支撑，进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党内法规法典化要经过从汇编到法典的历程，重视执纪执法实践工作对法典化的补益，将程序性内容与实体性内容分开，选择相对成熟的领域优先启动。     

系统治理视阈下党内法规执行力问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七十年风风雨雨,党内法规在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制度建设也为"中国之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系统治理列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所要做到的"四个坚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再次予以重申和强调。系统治理既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治理方式,既观照常态化治理也关涉应急化治理,是走向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式方法,也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系统治理中,明确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目标定位,通过系列措施确保制度落实,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深化改革、系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