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话语系统融贯

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确定的。我们对社会的平衡发展主要运用了革命、改革方式,而对法治方式不够重视。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处理好法治与革命、改革方式的关系,否则,法治话语难以转变成话语权,推进法治建设就会面临诸多困惑。法治事关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领域,属于政治的范畴,然而实施法治则需要在法律思维的基础上塑造法治思维。现代法治与传统的权力政治有很大的区别。法治不仅要促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的平衡发展,而且还要为民主、自由、民生、环境等方面的充分发展提供路径,从而减少革命周期性爆发的频率。     

用法治推进社会平衡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

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法治联系起来,就是用法治方式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法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常态的方式。其前提预设是能把社会主要矛盾纳入法律调整,使社会主要矛盾分解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矛盾。法律关系主体有公权力(国家、政府等)和私权利(公民、法人等)主体两种。从法学的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分解为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法治国家建设可以解决权力冲突;法治政府建设可以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建设可以解决权利纠纷。法治中国建设就是在反对权力和权利绝对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     

“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关系解析——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视角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广东改革的内涵不断丰富,法治建设的空间不断提升,"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的关系也逐步发生转变。新时期,广东必须坚持党委统筹,以"法治广东"为目标,以国家法律为基础,确保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广东"建设应当以改革为重要形式,回应民众多元化的法治需求。"深化改革"与"法治广东"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即面临着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当它放弃了与审美批评话语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维"的存在之后,文学批评活动的功能与价值也就发生了异变.本文试图就这种社会政治话语系统的形成原因、思维方式及实践特点做出理论阐释.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的修辞演变——法治话语的历史理性之探究

法治话语是法治思维的最直接表现,而且也是法治方式的最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历史时期,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出现了不同的法治话语,述说着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同状态。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孕育、生发到成熟与完善的过程,反映出来的是法治在中国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往返流转以及建构法治话语体系的异常艰辛。中国法治话语体系来之不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从社会基本矛盾到社会主要矛盾--论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的哲学根源

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解的偏颇,即忽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进而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未能科学准确地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导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的深层次哲学根源.深入分析这一根源,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与现实认知

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过程,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规范和制约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构,认为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分配方式的相对滞后和人们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以及公权力被监督和民众权利得到保障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社会工作重心应适时进行调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变迁

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反映了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社会治理则致力于通过制度性安排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尝试梳理建国以来三次社会主要矛盾调整期相应的"总体性支配""技术性治理"和"共建共治共享"三种类型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治理模式间的动态变化,探寻党中央如何通过准确把握建国以来三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治理模式,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并结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与法治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突出内容,治理的法治化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对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着关键意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武器,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入手,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目的在于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结构性失衡又是"不平衡"的突出表现。解决"不平衡"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分析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指引,加强制度创新,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简政放权制度,以求平衡制度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供需结构;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论视野

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上的失误是导致建国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逻辑渊源和历史起点。邓小平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积极倡导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解放思想、科学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坚持主要矛盾的统领地位、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方法论视野出发,科学判断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从方法论意蕴、理论基础与实践旨向三重维度剖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马克思主义蕴涵,有利于阐明这一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深层联系.坚持对立统一思维方法的要义在于厘清两对对立统一关系,在初级阶段不变与变的统一中揭示两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张力,在结构分析中阐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双方的地位及依存关系.对理论基础的考察,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之上,要认清它们之间所表征的根源与特殊表现的关系,在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机理中说明“为何在基本矛盾贯穿人类史的条件下主要矛盾会有不同表现”的问题.在实践旨向方面,关键是要以问题意识探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思路,即重点把握社会有机体全局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和以机会不平等为主要诱因的分配不平衡问题.     

法治的社会力量:民众法律知识积累的社会资本机制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和社会资本理论,考察民众积累法律知识的过程机制与差异性。实证分析发现：(1)民众的法律知识受其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党员身份、体制内就业、非农户籍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正向影响;(2)社交时间投入、亲属聚会、朋友聚会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不但提供了法律知识的交流环境,而且激励人们阅读和讨论时事,不断更新和充实法律知识;(3)社会资本缩小了社会阶层地位所产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差异,协同正式制度推进各个社会群体成员学法懂法。这些实证发现预示着,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资本是民众积累法律知识、实现普法效果的重要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