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问题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世俗化的趋向。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进程,更进一步地推动了这些学校世俗化的发展。中国基督教大学在适应中国社会的教育需求、努力提高其教育水平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防止世俗化趋向影响其基督教性质,以实现其"更中国化、更有效率、更具基督教性质"的目标。这些努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改变中国基督教大学之中国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向。     

抗日战争与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 ,基督教大学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坚持办学 ,为中国的抗战建国事业服务。基督教大学师生响应民族召唤 ,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同时 ,各学校都积极调整教学方针以培养符合战时需要的人才。基督教大学抗战时期与整个民族共赴国难 ,进一步推动了其中国化进程 ,有力地改变了自身的形象 ,开始被接受为“中国人的学校”。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本色神学

基督教在中国屡次失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其最终的原因都归为一个,即基督教并没有处理好自身同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没有让中国人彻底理解基督教所借用的西方文化符号之下承载的独特教义。因此,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继续传播,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建本色化神学,去除原有的“洋味”,以便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和演化——以沪江大学所办沪东公社为中心

由沪江大学创办的沪东公社,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所办社会学实验基地。其创办原系受西方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影响,以通过在社区中提供多种服务,宣传基督教精神。在30多年实际开办过程中,其一系列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沪东公社的宗教色彩,凸现了其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功能,由此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沪东公社事业的成功缘于中国社会特殊的环境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具体环境下所发生的变异。     

冲突与促进:十九世纪时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及其影响

19世纪时,中国各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不断发生,引发强烈的政治冲突;西方传教士热衷在中国办学,传播宗教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四书五经大相径庭,引发文化教育上的冲突;民间涌现反洋教宣传,抨击基督教为"异端邪说",表现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两种异质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之所以出现,与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直接关系,更与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天然差异、基督教的侵略性、中国民众保护传统文化的民族意识等有深刻关系.这些冲突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改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基督教内部爱国自立运动的兴起乃至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变化.     

从近代教案看基督教和中国社会习俗的冲突

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的标准形式 ,是“古代风俗的储存库”。而寓于其教义中的习俗 ,许多和中国习俗相抵牾。从此种意义上说 ,基督教和中国习俗的冲突是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思想冲突的继续 ,而且是在更广泛层面上的冲突     

论非基督教心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

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反省思考中国基督教教会的现实与出路,直接促成了教会关于教会本色化运动,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构想。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教会人士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困境、何为本色化、如何做到本色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本色化的讨论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使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使中国教会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     

人与神──中西宗教精神之比较研究

中国宗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一种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中国宗教所代表的文化系统是非 神圣目的论的世界观。第二，在神灵体系上，中国是多神论；基督教则是典型而且严格的一神 论。第三，中国宗教认为人性本善，在道德实践上强调“人皆可为圣贤”；基督教则以原罪论为 其基础，强调人性的不完满，在道德实践上追寻上帝的启示。第四，在对人生的关注上，中国 宗教追求现世苦难的解脱和现世幸福的获得；基督教则追求彼岸的幸福，强调对现世苦难的忍 受和顺从。第五，中国宗教以人为中心，强调依靠人自身的努力得到解脱，对神采取功利的态 度，可称之为“役神”；基督教则以神为中心，强调神对人的拯救，把人的活动视为神的意志的 体现，以荣耀神为人生的使命，可称之为“敬神”。     

论新时期小说与基督宗教--从小说观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

新时期小说中出现了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作品:史铁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叙述新中国成立后牧师放弃宗教信仰的命运;竹林《地狱与天堂》、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描写文革期间主人公对基督教的暗暗皈依;北村《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反映改革开放后信教的自由与宗教的影响力。这些作品生动勾勒出基督宗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曲折与沉浮,赓续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的传统。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国家兴亡,教会有责”——吴雷川的基督教救国思想评析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基督徒,吴雷川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二者之间的融合,并试图通过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来救赎中国.吴雷川所生活的时代、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神学观点.虽然他对基督教的诠释有失偏颇,但他的爱国精神值得人们学习,其神学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思考.     

黑暗中的曙光——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的主要贡献

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早期基督教从古典政治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到了“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人们会把基督教与黑暗统治联系到一起,但是基督教传统中的“罪感”文化、法律观念及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作用,在中世纪出现了宪政思想萌芽并获得初步的发展,尤其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新教思想对宪政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对宪政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基督教在江苏的传播

聂思脱里派基督教 (当时称景教 )于唐初传入中国 ,唐武宗会昌五年 ( 84 5年 )灭佛后 ,基督教在中国内地渐趋绝灭。元代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 ,聂思脱里派与圣方济各会基督教在元代统称“也里可温”。本文通过考察基督教在江苏镇江、常州、扬州地区的传播情况 ,进一步探讨元代基督教不能广泛传播和元亡后基督教再次在中国内地湮灭的原因。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嬗变——对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发展趋势的考察

本文认为,当今时代,虽然“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经济、法律、政治的全球化方兴未艾,但“文化的全球化”将是个例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而试图以文化的“一体化”与“单一化”取代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共同发展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且在今天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教,在其全球范围内尤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应该积极推进其“处境化”、“世俗化”和“共生化”的历史进程,以期达到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共生共荣,从而顺利地传播其福音。     

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

20世纪前期, 华南地区基督教势力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但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 使基督教会认识到, 必须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 建立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 以适应社会演变, 求得新的发展。华南地区基督教会通过推进合一运动、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进一步改组、各传教机构向中国教会移交各种事业等等过程, 展开本色化运动,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大规模地传播和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不平等条约中传教条款的设定、拜上帝会的创立、教案的发生、文化活动的兴办以及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等方面。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其与中国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浅析基督教文化扩张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征

基督教文化是欧美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以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观念为核心,并融入了近代资产阶级传统,是惯常所说的“西方文化”中的本质部分。伴随着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兴起和殖民扩张,基督教实现了世界性传播,基督教文化也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涌动,文化全球化也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作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主导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一潮流中居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并显现出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和色彩。     

党化与基督化——国民政府初期基督教学校的挑战与调适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实施以党治国,加强教育控制。党化教育所要求的礼拜总理遗像、去宗教化等给基督教学校带来巨大冲击。面对挑战,基督教学校积极做出调适:在实践层面,积极注册立案,对党化教育的相关要求表现服从态度;更在思想层面,主张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国性保存等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裨益。为保有"基督化"的特色,基督教学校在基督化教育模式上完成从"课程中心制"向"人格中心制"的转变。由党化教育所带来的政教冲突,由于基督教学校的服从与调适渐趋缓和,但并未能逆转其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希腊化”与“基督化”的世纪之争

古希腊文化与古希伯来文化各自经过曲折变化的历程，在古罗马帝国相遇、碰撞、融合。其结果，新的精神代表基督教切入了这一历史场景，西方文化发展的下一阶段被定向在基督教文化之下。解释和评价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世界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与西方哲学史研究关系也十分密切。本文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从“希腊化”与“基督化”的学术争论入手分析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并对基督教作为一种亚文化及其文化创造力作了肯定，从而得出“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基督教本土化的完整过程”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