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小说支配人道”的佛学阐释

“小说支配人道”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重要命题,以往学界认为梁启超对此一命题的阐释主要是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本文则一反陈说,认为梁启超主要是从佛学的角度对此命题进行阐释的,并对其所用佛学术语及其推衍方式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与福泽谕吉"文明论"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鉴取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实质性的差异:与福泽心悦诚服于西方文明不同,梁启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中心意识,而且文化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这也与福泽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梁启超看来,福泽的"文明论"不过是他学习西方思想的一座桥梁。     

读《般若无知论》

我国姚秦时代的佛学大师僧肇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素享极其豪华的声名.他留下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和《般若无知论》等三篇论文,是佛教文献宝库中的瑰宝奇珍.其中,《不真空论》,《物不迁论》两篇论文,是从本体论方面讲的,旨在探讨外部世界的真相,其立论对象是“所观之境”;《般若无知论》是从认识论,概念论方面讲的,旨在寻思精神的真相,其立论对象是“能观之智”.熔“境”“智”于一片,在客体与主体统一的意义上,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根据、理由和实质,这就是僧肇造作三论的终极目的.《般若无知论》是僧肇在由西域人汉中的佛学巨匠鸠摩罗什门下从学助译时,根据     

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

对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的关系历来有很多争议,各家所持观点都有一些片面性,或简单否定,或强调过分,往往有失公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说意思是“神明的原理”,与他的佛学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刘勰的本体观受龙树影响很深,刘的论“道”实际包含了儒释道兼通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的“折衷”研究方法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影响的产物。     

熊十力先生易学思想管窥——读《乾坤衍》

一、论衍易宗旨熊十力先生早年研究西学,后来醉心佛法,“四十岁后,舍佛而学《易》,平生思想变迁,以此番为最大。”易学思想可说是熊先生思想的主干。他指示学人为学的途径是学习西学,涉猎佛学,归本《易》学。熊先生倾其晚年心血撰写哲学著作《乾坤衍》,自称“余之思想,变迁颇     

吴趼人的小说观

吴趼人的小说观,在晚清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是这样阐释小说之职能的: 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 为德育之一助云尔。 这样来立论,意味着他已脱出了梁启超“小说论”的窠臼。二十世纪开头,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继发表,认为提倡新小说可以改良群治、演进社会,甚至强调新社会必先新小说,视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之工具。此论一出:海内风从,为小说发展史开拓了一个新的纪元:把小说从茶余酒后消遣品的陈说中解放出来,刷新了大家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梁氏观点的功绩昭然,然而也显出了极大的片面性。“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以来,三年的实践证明,单纯把小说视为政治的传声筒乃是形而上学的理解;小说应当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以它的美感作用撄人心。于是,小说界有识之士开始对梁氏观点的片面性表示异议,而提出异议最早者乃是吴趼人,他在1906年所写的《月月小说序》中说:     

在历史进化链条上──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鲁迅的贡献与启示

本文认为梁启超改良群治的小说理论，是中国传统小说观的深刻变革，他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鲁迅继承与发扬了梁启超改良人生的文学观，创造了成熟的现代小说的审美范式。先驱者留下的思想与美学启示对当代文坛仍有重要意义。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福斯特小说中的婚姻与人际关系

福斯特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他对婚姻和人际关系的独特看法。通过对他几部主要小说中婚恋情节描写的分析,可以看到作家对婚姻的质疑和对婚姻之外的人际关系的重视以及为建立友好人际关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韩愈的思想品性及其影响

韩愈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尊为＂文宗＂,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人格品性、思想文章、立身行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上,＂道济天下之溺＂,在佛老盛行的中唐,举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建立道统;人格上,＂忠犯人主之怒＂,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情操上,＂勇夺三军之帅＂,忠君爱国,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韩愈的思想品性及其影响

韩愈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尊为＂文宗＂,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人格品性、思想文章、立身行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思想上,＂道济天下之溺＂,在佛老盛行的中唐,举起儒学复兴的大旗,建立道统;人格上,＂忠犯人主之怒＂,勇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情操上,＂勇夺三军之帅＂,忠君爱国,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理性张扬与神道教化 --《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

在晚明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观念背景下,在小说神道设教崇佛尚道的文学时尚中,<醒世姻缘传>从儒家理性立场出发,用神不尚神,体现出一份坚守传统的执着.<醒世姻缘传>理性而深刻地批判了佛道的世俗功利化,揭穿其神圣外衣下的虚假与丑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伪宗教的精神迷惑作用.<醒世姻缘传>的理性自觉亦导致作者自拆神道之台.这虽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小说的神道设教,却在一种更深的观念层面揭示出儒家理性精神对各类神道的本能排斥,以及文以载道传统时正统文人的深刻影响.     

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

沈从文的部分湘西题材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是与“叙事的小说”与“描绘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具有鲜明的文本特征。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改造与转化、获得现代意义而形成的,对中国小说模式的多样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都有重要贡献。     

论李叔同文化性格中的人文意蕴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李叔同的一生充满了诗意与神秘。他由翩翩浊世佳公子至心忧家国天下的醇厚儒者再至寂寂佛门中戒律精严的苦行僧,诗词曲创作显示了他一生文化性格的流变轨迹。他以名士才情入世,书写着寄寓生命的精神体验;他有着儒家自度度人的济世情怀;遁入空门后,他精研佛学而又普度芸芸众生。其名士才情、大儒风范及出世与入世完美结合的佛学底蕴等文化内涵麇集一身,互相渗透交织,构成了他文化性格的兼容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独特的人文意蕴与文化魅力,使他在艺术人生中走向澄明之境。     

美韵彰显的特异之"花"——论坡的哥特式小说

美国早期文学家爱伦.坡因其在小说、诗歌及创作文论上取得的成就而独树一帜,在文学批评界影响深远。坡在创作理念中对读者反应的重视更使其荒诞、恐怖的哥特小说具有了唯美主义的倾向;从接受美学的层面上来看,坡的哥特小说创作与英国早期哥特小说传统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并且他对哥特小说的创新发展在人类精神生态的层面上具有了广泛的社会与文艺功能。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这篇论文的写成,是他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王国维早就用佛家眼光即"天眼"去看待人生。因此,《红楼梦评论》关于人生苦痛与解脱的哲学底蕴的核心观念主要源自佛家而不是叔本华。曾受东方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厌世哲学使王国维进一步从理论上完成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进而使他形成宗教化特别是颇具佛家倾向的美术观及文学观,以致把《红楼梦》几看成一部解脱人生苦痛的佛教文本。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     

韩愈贬潮心迹考论——从比较昌黎《论佛骨表》与傅奕《请除释教书》展开

历来人们皆以为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反佛而遭贬潮州.然通过勾稽宪宗仰慕太宗、玄宗之治的相关史料,并将初唐傅奕之<请除释教书>与<论佛骨表>对勘,发现韩愈被贬潮州乃是由于其在行文过程中因檗栝傅文不慎而犯了"十恶"中的"大不恭"之罪,其贬后之懊悔心态也即由此而生.韩愈遭贬后的"惧死心理"并不仅仅因为潮州环境恶劣,而是韩诗中始终贯穿的主题,这其实是其生命价值与生命本体相冲突的一种体现.这种冲突的激烈和平缓,也就潜在地决定了韩诗或怪奇怒烈或平易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