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书写的兴起

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书写,是在西方实证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兴起的。其发展则从最初的社会总体史探究逐渐衍为社会形态发展史(通史)和社会生活史(专史)两大支流。这一过程不但大大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及史学研究内涵,也直接促进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历史科学的转型。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引领,使关注社会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和民生事业的休戚成为社会史书写最为普遍的进步倾向。至其所显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趋势,还具有现代史学初创期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正是以此为起点,历史学开始突破旧史学的藩篱,在进一步吸纳和借鉴现代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的基础上,较快开启了由传统人文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蝶变。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

理论探索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懈追求,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史学理论探索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来改造或替代自己原有的思维评判模式,从而产生了许多削足适履的不良反应。在新世纪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中国的历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坚持与自信,而不是过分地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亦步亦趋。中国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建构和开拓中国历史学的命题话语权。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作出坚实的贡献,那么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文化学术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任何的急于求成和邯郸学步,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新文化史是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 ,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

近年微观史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史学理论与方法发展的某些新趋势。一方面,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表征的微观历史写作展现出抵制简单真理与解构宏大叙事的创新力;另一方面,也触发了有关历史学碎化的种种争议,似乎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间天然铸就了某种不可逾越的矛盾与隔阂。然而,事实上真正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重维度、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从而发掘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通道,结构性、长时段与全球化过程具体化的路径。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现代思潮开始影响西方史学研究,并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至90年代逐渐为学界所瞩目。中国社会史学界在自己的学术演进脉络中,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向与"新社会史"的出现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各自取得了重要成就,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处在分化与整合之际,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使中国社会史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