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资治·创新·求真——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三项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坚持资治、创新、求真三项基本原则。资治原则要求编纂史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传统史著编纂的灵魂。创新原则要求编纂史著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创造新的编纂形式,更新编纂内容,提供新的历史现点,是传统史著编纂的生命。求真原则要求编纂史著必须广泛搜集和精审考证资料,如实地揭示人类活动的基本轨迹,追求真理,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为资治和创新提供科学的依据,是传统史著编纂的骨骼。三项基本原则推动了传统史著的编纂工作,保证了史著社会功能的发挥。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宋代实学与官员“科学家”

宋代实学获得繁荣发展,与宋代科举制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正是及第进士人数大增,使更多的读书人看到进入体制的希望,进入体制需要按照官僚体制的需求塑造自己,既要研读科举考试所需要的诗赋经史学问,也要顾及到成为官僚后所需要的技能。在这种大背景下,实学兴起,沈括、秦九韶这些享誉世界杰出科学家的成就明显表现出官员科学家科学研究的旨趣。同时不应该忽视的是,宋代在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背后,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东西。从宋代开始,科学多被纳入实学的范畴,直到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科学也没有走出实学的窠臼,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用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刘备在正史中的原始形象

刘备在正史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从少年时期的市井小贩,到青年时期的草莽英雄,再至中年时期的成熟奸诈,最终历尽艰辛,成为蜀汉之主。本文中,笔者以史实为据,探讨了刘备各时期形象的变化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