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润州的交游考

古代润州(今镇江)被称为"吴头楚尾",居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南来北往水陆交通要冲。苏轼虽然并未在润州任职,但12次途经润州(今镇江),与润州士人柳瑾、刁约,与留寓润州的沈括、王存、苏颂、米芾,与润州佛教人士圆通长老、宝觉长老、焦山纶长老以及佛印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苏轼更是与润州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曾计划买田润州长期居住,在风光旖旎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蒜山都留下了诗文和遗迹。认真研究苏轼与润州各方人物及景物的联系,建立相应文化景点,对于研究苏轼与地域文化关系,对于提高镇江文化知名度无疑都是有意义的。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苏轼与江苏士人的交游(续)

苏轼与江苏士人有较特殊的关系,除与孙洙、蒋之奇、单锡、单锷、邵迎、苏舜举、颜太初及其子颜复、郏亶、张天骥、秦观、张耒等江苏士人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外,还同丁宝臣、徐积、朱长文、王观、丁隲、刁约、孙觉、刘庠、陈师道等人有相当深度的交往。全面探讨苏轼与江苏士人的交往史,对于深化苏轼研究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苏轼巧治无赖

有一次,苏轼熬了一罐兔子汤,好友佛印刚好赶上,津津有味地喝了一碗。佛印走后,一个无赖跑来说:"我是你朋友佛印的朋友,也来一碗!"苏轼往汤里加了一瓢水,那人喝着觉得不对劲,瞪大了眼睛。苏轼说:"这是兔子汤的汤。"不料此人走后,又进来一个无赖,     

坚守与宽容——苏轼与章惇的交往及身后两极化评价探析

苏轼与章惇曾经是情投意合的朋友,章惇后来却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之间从朋友到敌人的交往史,既有政治取向因素、政治权力考量因素的影响,也有私人情感因素、性格同质因素的影响。苏轼成为历代中国人心仪的楷模,章惇是备受人诟病的小人和奸臣,两人身后出现的这种两极化评价,主要与行为主体本身的人格魅力、人格特质有关,也与政治话语权的导向及后人的感情倾向有关。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     

“早以一日之知,遂托忘年之契”——论苏轼父子与张方平的交谊

苏洵、苏轼、苏辙与张方平关系密切,关键在于苏、张之间政治取向上高度契合、私人情感上有知遇之恩,而苏轼、苏辙对张方平其人天资、交游、人格的倾慕,使他们的交谊具有忘年之契的特殊意义,也使苏轼兄弟或多或少有美化张方平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