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理论分析

自萨缪尔森关于公共物品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造成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市场供给的失败,政府被认为是公共物品的必然的提供者,但是现实中私人供给的公共物品不断出现,这使得我们对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重新思考。公共物品性质的非纯性、可变性,政府的提供是有成本的、政府提供与生产的可分离性等几方面奠定了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理论基础,但是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     

试论政府利用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理论基础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独家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体制是导致这种困境出现的制度性原因。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为解决这个困境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其原因是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条件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当公共物品具有某些私人物品的性质时,市场就可以有效提供。政府利用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理论基础是公共物品提供的经济发展观。     

国际视角下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改革的思考

从国际视角下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方式进行改革,对于优化我国公共物品的供给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民众对公共物品的多样化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公平、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已成为我国急需思考与解决的问题。对各国公共物品供给方式进行梳理与总结,在分析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改革的创新思路。     

公共物品问题:文献述评

如何有效而又公正地供给公共物品,是近年来学术和政策争论的热点.文章提出了具有一般性的“公共物品问题”这一概念,认为对任一公共物品问题的全面探讨,都应涵盖以下六要素:资源如何配置,成本如何分担,利益如何分享,物品(服务)如何生产,以上决策如何作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如何定位.这为有关公共物品问题的讨论建立了有用的分析框架.而传统财政学把公共物品问题当作某个决策者面对的最优化问题来求解,忽视了公共物品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因此,必须重视公共选择研究方法,把公共物品问题当作特定制度背景下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问题来理解,以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下求解公共物品(服务)的需求揭示、资金供给、生产与配送、利益分享等问题.     

我国民间组织与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台州市为例

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普通民众对准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高质量和多元化,这为民间组织发挥其准公共物品供给职能提供了重要机遇。以台州市民间组织为例,中国的民间组织在文化、医疗、慈善、经济、就业等准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自身和政府等因素,我国民间组织准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要想扭转目前的困境,需增强民间组织自身竞争力,完善政府双重管理体制。     

公共物品公共性的变化及其有效提供

在一端为公共物品 ,一端为私人物品的物品序列中 ,同一物品的相对位置会因为排他性技术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不确定性 ,导致物品公共性的不断变化。这种位置变化决定了对于公共物品提供者的选择 ,改变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观点。据此 ,公共物品提供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物品提供的经济发展观 :依据公共物品在不同阶段特性的改变选择不同的提供者。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私人提供公共物品准备了条件。在中国城市大力引进非政府组织提供城市各种公共物品的同时 ,广大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在现阶段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苏南小城镇制度性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研究

可持续性是评估公共物品供给效用的重要标准.制度性公共物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它本身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也对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有指导作用.基于苏南小城镇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研究如何通过制度性公共物品的可持续供给推动各类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共物品理论视角下港口物品的供给模式

物品的特性决定了物品的供给模式。文章运用公共物品理论探寻了港口整体的技术经济特征,并对港口物品特征进行归类分析。在总结了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适于各类港口物品供给的理论模式,最后分析了港口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和谐社会：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重要性突显。公共物品治理包含着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两个纬度,经济学科纬度主要涉及物品的供给问题,而管理学科则主要关注物品有效管理的问题。广义的公共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收费物品和公用物品,根据供给和管理是否有效两个标准,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和自主组织自主治理模式都不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和最佳模式。分析表明,多元化模式才是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正确选择。     

对政府直接供给公共物品模式效率的置疑

传统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是政府提供.政府直接供给公共物品面临诸多困境.政府部门的生产缺乏竞争机制、缺乏监督机制及多重代理特征使得政府公共部门的低效率难以避免.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借助市场力量,形成私人供给、政府促进与私人供给等多种供给模式.     

论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城市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数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志,公共物品运营高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城市公共物品范围及规模的确定、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等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关系.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吗？——以北京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SPSS计量软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差异,1994年以前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对促进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没有积极效应,而是相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2）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瓦格纳定律相悖,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995年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安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探讨

城乡差距问题是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公共治理难题．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二元”结构是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主因之一,这里以安徽省情为个案,深入分析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终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供有益的思路选择。     

论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政策建构与体制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体制创新，在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框架下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及其法律规制

供给机制不完善是造成公共产品供求矛盾的一个根本原因。现行单向的决策机制、一元的供给主体和垄断性供给方式带来诸多弊端。创新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多利益中心决策机制、建立包括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内的多元化供给主体机制和供给方式。法律规制中应赋予不同利益组织参与决策权,主体间供给责任分配。规制法律既有公法还包括私法,并遵循双重利益平衡和充分竞争原则。     

政府直接生产公共物品的理论分析

在分析政府直接生产公共物品的理论前提的基础上,分析政府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及低效率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引入绩效评估体制、加强对公共资金支出的管理等策略选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研究述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是均等化研究的基础。通过对国内近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研究的总结,形成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的初步认识,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遵循公平原则,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向全社会居民提供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