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

姚莹(1785年～1852年),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如。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姚莹一生为官四十余年,初任平和、龙溪知县,后调台湾署海防,噶玛兰同知,累迁两淮监掣同知、护盐运使。道光十八年,擢台湾兵备道。道光二十一年秋,与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抵抗英军的侵犯,取得了很大胜利。鸦片战争议和成,姚莹被总督怡良诬以妄杀敌俘,逮问。后以同知直隶州发往四川效用。咸丰初,任广西按察使,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使风雨飘摇的中…     

祁韵士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祁韵士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承先启后的著名学者;正是祁韵士开始了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系统研究和对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结合的研究;他选择西北边疆史地既与他习满文充国史馆纂修及谪戍伊犁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康雍乾三朝用兵西北平叛拓疆及诸多学者转向蒙古新疆学有关;其研究的特点是:实地考查与文献考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的贯彻.祁韵士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其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也泽惠后世.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的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史学力著《古史辨》最终在这里完成,并在这里参加和主持了《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期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禹贡学会”,出版《史学消息》月刊和《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抗战期间,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民俗民谣收集整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创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具有爱国思想的顾先生在燕大的后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既是时代使然,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本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这是顾颉刚倡导和参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动力。     

评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规划

由于对《尚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的深切认识与理解,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追求一种彻底的总结,因而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整体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他的规划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索,50年代进行了集中的设计,一共形成四套方案,可以分成两种思路。可能他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但它们对于《尚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他对《尚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的规划并没有完成,但这一系列的计划却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尚书》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参考方案。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与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经历了一个兴盛的时期,以祁韵士及其作品《皇朝藩部要略》为先河,涌现出了一大批边疆史地方面的专家和重要著作,何秋涛及其著述《朔方备乘》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从内容上看,该书主要由以下七部分构成:北徼山川形胜考,北方民族沿革、内属考述,中俄边界形成及中俄关系考述,北部边疆镇戍考述,俄国历史地理研究,边疆地区文献研究。从史料价值上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汇集、收录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考证了很多史料的错讹之处,清代俄罗斯学的集大成者。就该书的历史意义来说,主要有:纵观古今、横贯中外的广阔视角,觉悟、警醒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匡世救国的现实主义思想。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群

在第一次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垚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学者型官吏;二是官吏型学者;三是相对纯粹型学者。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史地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     

20世纪东北边疆文化研究论纲

20世纪的东北边疆文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和五个阶段。它是一种典型的多元体文化,其深层结构的特征是多极并存,当前面临着如何尽快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论20世纪40年代罗家伦的民族理论研究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一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前行著作——读《马大正文集》

马大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辛勤耕耘了数十年,陆续出版了5本成果的结集:《厄鲁特蒙古史论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论20世纪40年代文学英雄形象的嬗变

20世纪 4 0年代是一个始终处在战火洗礼中的时代 ,英雄形象成为这时期文学中的一个中心。但 4 0年代文学中的许多英雄形象却严重匮乏自我精神和主体意识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还出现了英雄形象的严重缺席。 4 0年代英雄形象塑造的背后 ,折射的是这时期文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关于西南边疆认识的嬗变

西南边疆僻处中国疆域一隅,与内地交流甚少,兼以少数民族错落其间,社会、文化形态各异,长期以来,国人将西南地区视为“异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国人渐次前往西南,因接触日多,遂对西南的认识发生深刻转变。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被迫内迁,西南地区一跃成为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根据地。因此,国人眼中的西南不仅地理距离大幅拉近,并且心理隔膜逐渐消除,真正成为抗战“腹地”,西南大规模开发的序幕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