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松潘草地日记（续）

《视察松潘草地日记》为民国中期四川西北“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公署”总务处长谢培筠在公务之余所编《川西边事辑览》之辑选,而本文选自第七篇。该篇叙述谢培筠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至10月期间从四川南充出发,前往考察四川省西北的松潘草原地带,与甘肃省政府派员协同处理拉卜楞寺属寺与“川属上中阿坝”之间关于宗教、土地、民众管理权限之争的“墨拉夷案”之事。该篇记载前因后果较详,此外,这一勘察边地之旅文字,对于当时川边概况、藏族部落情况的记载,也颇为珍贵。     

论宋代“日记”与“小说”之文类关联

宋代“日记”与“小说”在官私书目著录、作品命名、题材内容、文体形式、成书取材、相互影响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文类交叉联系。朝中重臣等官员记载在朝亲历朝政要事及生活交际的日记与小说性质相通,含有“闻见杂事”的“小说”成分,与专门载录朝中杂事的小说非常相近。使臣以及接伴、馆伴的官员出使辽、西夏、金、蒙古(元)载录行程的日记,记述日常琐事、奇风异俗等,也多被小说选本收录或小说取材。官员赴任、贬谪、入京、罢官等记述旅程见闻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探亲访友等描述行游经历的日记,记述传闻故事、非常异物等,不少内容多具“小说”意味。部分小说编撰直接受到“日记”影响,或带有鲜明“日记”痕迹。     

松潘地区的多宗教共存现象研究

松潘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区域.这个地区,以汉藏羌回四个民族为主要人口,集中了中国宗教的几乎所有型态,这些宗教形态不仅共处一地,甚至同居一庙,并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盛大宗教活动--黄龙庙会,诞生了融合各民族宗教信仰的"黄龙真人"形象.这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多宗教共存、对话与社会稳定的问题,以及筹划这一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建设与管理等,都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广泛的借鉴.     

周必大江南旅行的文学书写及文化意涵——以其五部旅行日记为中心

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朝名相兼文学家,其日记创作为宋之最。以周必大的五部旅行日记为考察对象,分别从地景、建筑和文化记忆等三个维度探讨周必大江南旅行的文化意涵。地景涉及空间位移中的山川道里、民俗民情、自然景观等;对寺观坟庵等特殊建筑的描写,则呈现了寺观与旅行的关系及坟庵透露出的江南世家图景;文化记忆通过对历代名人题名赋诗的记录及古迹考证,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参与建构江南地方文化的自觉愿望。     

从《谭正璧日记》看一位近代学人的养成

20世纪著名的文学研究专家谭正璧的日记手稿,保留了他自1917年到1924年间的日记。在此期间,处于成长关键期的谭正璧数度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炽的上海。日记展露了他敏感多情、秉直尚侠和善改易变的鲜明个性,留下一张自绘的"青春写真";谭正璧酷爱读书,日记亦记录了他从适意泛读到专事研究的阅读变化,以及在阅读中如何摸索出一套伴随终生的治学方法;谭正璧通过日记标记生命刻度和留存著述资料,也将日记当作日课以磨砺心智和训练写作。他的经历展示了一个近代学人的自我养成,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碰撞下求学治学的缩影。《谭正璧日记》的发现,对于研究谭正璧和了解20世纪早期上海等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列夫·托尔斯泰日记选译

托尔斯泰的日记象海洋一样博大而深邃,它既是托尔斯泰探索生活真理的真诚记录,又是心灵历程严肃而痛苦的表白,它不仅闪现出宏大而复杂的时代风貌,而且也蕴藏着对时代的深沉思考和历史的心灵回响,托尔斯泰的日记是留给人类的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所译这部分早期日记,反映了他当时对生活的思考并真实地记录了他制定的自我完善规则。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以“五四”小说中的性爱主题为参照

莎菲女士对凌吉士的感情是欲望性的,它显示了"五四"新文化的性爱解放性质。但是"五四"的人性观、爱情观也包含了"灵"的成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欲望进行限制。对欲望的解放与压抑的倾向在"五四"两性关系小说中扭结在一起,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爱情心理与观念就突出展示了这两种线索的矛盾性,这篇作品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时期"灵肉一致"的人性观、爱情观的一种拷问与质疑。     

底层叙述的多重变奏——关于《农民日记》札记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多年来社会经济的迅速转型，已经持续了30年的“社会主义”阶层结构完全被打乱了。在“成功人士”英雄般神话背后一系列政治或商业权力的或直接或隐蔽的运作下，原有的社会阶层已被“新富人”“白领”和处于底层的“下岗工人”以及被现代化大潮甩在边缘的农民阶层所取代。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动，很自然地复活了“穷人”和“富人”概念的记忆，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一度天真地以为阶级可以被现代化甚至市场经济消灭的幼稚梦想破灭了，我们重新真切地看到了身边阶层的赫然存在和出现。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由小平同志视察黄山引发的一些思考

1979年7月15日,小平同志视察黄山,发表了重要讲话,为黄山的旅游大发展提出了很多很具体的意见。掀开了黄山乃至全国旅游业改革开放的总序幕,其深远意义自不必说。30年过去了,当年小平同志的谆谆教导犹在耳畔,令人回味。今天,我们不妨从当年小平同志对黄山的寄语里摘出一些字句,回头看看我们30年间走过来的路。     

如何写好观察日记

怎样提高自己的习作水平?坚持写好观察日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写观察日记,有利于养成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培养观察生活、了解生活的兴趣;有利于不断积累习作素材,锻炼写作能力和技巧;也有利于开展探究性创新学习,开展课外研究和考察活动。观察日记是日记的一种。日记就是选择自己一天中所见、所闻、所感、所做的那些最有意义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观察日记就是把自己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或某一现象的观察情况以及自己的发现、思考、心得记录下来的一种专题日记。     

从守松人日记看黄山迎客松保卫战

今年的特大冰雪灾害,让人们遭遇了空前的灾难。雪灾面前见精神,程亚星女士娓娓述说,让我们欣慰地看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

日记的远祖是编年纪事体史书。在编年纪事之后和日记兴起之前 ,笔记是其间过渡的体裁。日记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北宋时期 ,在西方则产生于 1 6世纪英国。日记与一般备忘录和随感录的重要区别 ,除标明年月日时间要素外 ,更在于它是个人秘密的保存 ,是自己与自己灵魂的对话。日记体文学大致可分日记体散文和日记体小说两类。日记体散文所写多半确有其人其事 ,只不过进行了文学的提炼和润色 ;而日记体小说所写的人和事 ,却完全可以跳出事实的框框 ,进行创造性虚构 ,塑造出全新的艺术形象。文章从中西比较的角度 ,对日记和日记体文学作了自己的探讨和分析     

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及其价值

张荫桓甲午日记手稿现存四册,分别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和常熟博物馆,这些手稿虽有残损,内容却十分重要,其中多有涉及朝局内幕的记载;由于张荫桓奉命参预了甲午后期对日议和活动,因而这些日记又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一个小学生的日记

他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家境不错,父亲开公司,做股东,母亲是个标准的家庭妇女。他成绩不好,每次考试名次都靠后,花钱却大手大脚,请客、购物,总是摆大哥大的姿态。     

美国数学教育中的“数学日记”

本文对美国数学教育中“数学日记”的发展现状、操作实例及研究价值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     

清代雍、乾时期“吕留良案”新探——以吕留良时文选评为考察中心

目前关于吕留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学术和政治思想,而作为他一生用力最勤的事业——时文选评,却鲜有学者关注.吕留良坚持道以文传、以文存道的文道观,他的时文评语也以宣扬程朱理学为一以贯之的目标.他的思想通过这些风行海内的时文选评影响着南国的士子,遂引发雍正、乾隆两朝的“吕留良案”.为统一人心、控制舆论,雍正、乾隆相继围绕着吕留良的时文选评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八股文的改革和对吕留良著作的处理.这些措施既有相沿又有变化,八股文改革从讲究理法兼备走向注重经史根柢,吕留良著作也从允许公开流行转为全面禁毁,反映出两朝的文化政策从独尊理学转向尊崇汉学,并且在思想控制上愈趋严厉.     

“济案”——“九一八”前日本挑战华会体系试探

发生在 1 92 8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途中 ,日军出兵屠杀中国军民的“济案” ,以往研究中大多将之简单地归诸于日本阻挠中国统一 ,挑起中日冲突的恶例和暴行 ,本文则充分利用国外档案馆的外交文献资料 ,将此案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英、日主要列强在中国和远东争夺的国际大格局之下 ,对引发这起惨案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深层原因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进而对战后至“九一八”期间 ,远东和平逐步丧失与华盛顿体系的关系 ,美、日、英在华利益难以协调、冲突加剧的原因 ,以及最终导致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变的根源作了分析和透视。     

北宋文人政治遭际与诗歌创作的标本——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诗歌之比较

"进奏院案"是苏舜钦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也是促使其诗歌创作转折的重要事件。苏舜钦前后期诗歌创作,无论在取材视角、情感状态、还是在诗歌观念、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北宋文人党争与文学关系的一个缩影。     

从日记看恽代英对新文化的阅读与反应

《恽代英日记(1917-1919)》里有非常丰富的阅读史的内容。青年恽代英正是通过阅读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间有着即时性的互动。他读西学书多于国学书,读报刊多于书籍,其知识修养更多来自基督教青年会而非理学家。1918年因丧妻、大学毕业等事,恽代英在阅读上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三年里《新青年》一直不是阅读次数最多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