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女性

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论题材人物的广阔性,沈从文应首屈一指。但他写得最成功的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则是自然女性。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社会力量斗争构成的社会关系不仅成为新文学所表现的主体性内容,而且被认为是人物性格及环境典型化的主要尺度。这种倾向表现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则是几乎所有女性性格均被描写为某种社会力量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表者,她们的生存环境都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五四”和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小说

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也就是它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很快得到中国作家的认同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与此同时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时期也受到中国新文学的特殊重视 ,出现了现代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应该指出的是 ,在“五四”时期并没有现代主义这一称谓 ,因为即使在西方 ,也是在 2 0年代以后才用现代主义一词来指称从 19世纪末开始兴起、 2 0世纪走向繁华、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相抗衡的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当时的中国作家大多采用了从日本文艺理论家那里…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从非人到人试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求异及其变异:"五四"文学的审美思维矢向

“五四”作家怀疑和批判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五四”文学审美思维的求异矢向。创作者否定性的视角、逆反的思路、“扬恶”的颠覆理念,以及审美思维结构中对立冲突的原则,直接挑战了以肯定性为主导的传统审美精神。但是,“五四”审美意识的变更尚无法彻底摆脱传统认同性思维的渗透,这不仅体现在作家对文学功利目的和伦理价值尺度的强调,也反映在他们思维过程中对主观想像力的排斥以及在人生终极命题探索时的浅尝辄止。求异性思维在突破传统过程中的超越和变异,致使“五四”新文学的审美选择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     

论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女性

<正> 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论题材人物的广阔性,沈从文应首屈一指。但他写得最成功的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则是自然女性。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社会力量斗争构成的社会关系不仅成为新文学的主要内容,而且被认为是人物性格及环境典型化的主要尺度。这种倾向表现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则是几乎所有女性性格均被描写为某种社会力量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表者,她们的生存环境都是由支配她们的社会关系所构成。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和子君,郭沫若历史剧中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便都是代表着某种道德力量而又受道德力量支配的人物。这种普遍的社会性倾向成为新文学矢志不移的发展方向,至3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更增加了革命的色彩。于是继“五四”时代的道德女性,又出现了革命女性。茅盾在《蚀》、《虹》等小说中所塑造的就是这类女性的典型。沈从文笔下的自然女性完全是另一类性格。在这些性格中社会性已淡化,而自然性则成为其突出特点。     

自传统至现代(下)——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道道地地的革命,它不仅画出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明确分界,还初步确立了作为新文学主体的“新人”的本体精神.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五四”文学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而这自然是要联系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动向来看的.     

论"七月派"的乡土小说

“七月派”受胡风理论思想、“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走过了一条直面现实人生、突进人物内心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们的乡土小说,执守“五四”启蒙姿态,并将其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突破了抗战时期盛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虽然忽略了乡土小说应有的一些艺术品位,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乡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这使他们被视为“异端”,从而导致了其流派的幸与不幸。     

"日本体验"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思潮

个性主义思潮是五四文学的重要文学思潮,它有多个接受来源,其中留日作家的“日本体验”是最直接的渊源,这可以在许多具体的接受层面上找到对应关系。此种体验给五四文坛带来了新的生命感受、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激活了新文学作家建构新文学的诉求,在“五四”新文学创建期有不可漠视的意义。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为现代文学正名的一本好书——读《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篇艺术鉴赏》

前一时期,文学批评界忽然刮起了一股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风浪。在一些人们眼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根本不值一哂。与此相反,绝大多数文学评论家和工作者,在默默地进行着潜心研究,并以其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精细、公允的分     

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

死亡是文学的三原色之一,也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对死亡的探寻尤其体现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鲁迅是“五四”时期开创先锋的大师,余华则是带有世纪末意识的先锋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人物死亡的独特方式及对死亡意义的不同开掘、人物死亡场面的独特观察与叙述等方面的不同,使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呈现出不同的意蕴。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再认识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认识到“发展个性”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如果要阻碍个性之发展,破坏个性之存在,那就是“万恶之源”;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一分子,这是“完成人格”的必要条件。五四“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充分认识个人的价值与认真体现个人的责任。“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这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的最好的解释。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思潮是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消极的左倾形式主义的倾向,致使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文学主题迅速由“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转向了“集体主义”。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作家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众化”讨论与中国新文学的自觉

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讨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和文体自觉,是五四文学自我更新和发展的体现。“大众化”讨论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觉醒,也为新文学与大众之间实现良好的接受关系做出了探索。在现实政治环境的要求下,讨论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功用色彩,这对新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促进,但也对讨论的客观性和深度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大众化”讨论对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启迪意义:民族性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在作家与大众之间应该建立密切、科学和有效的关系,同时应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精神。     

论“五四”后周作人文艺思想之转变

20年代初,随“五四”退潮,周作人文艺思想由矛盾、混乱走向转变,表现在:一、放弃“为人生”,提倡“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二、放弃“平民文学”,提倡“平民的贵族化”;三、抛弃文学的社会反映功能,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其实质是片面强调文学的个人属性,割裂文学表现与再现的功能关系,扼杀文学的社会意义。由此开始,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     

五四新文学与个性主义文学传统

根据会议的主题，我想谈一点与五四传统有关联的问题。文学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产品。在我们的观念中，五四文学是怎样的文学呢？那是一种由于思想比较解放而人的精神得以张扬的文学。如果封建专制的精神环境不出现变化，五四时代的新文学是不能出现的。但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根基非常深厚，“王纲解组”的时期往往是短暂的，一己封建势力“重整纲纪”，加在文学上的压迫就又来了，精神又再萎缩，原有的“新文学”的意义也会逐渐消失。精神环境变坏了，文学当然还在发展着，正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学也一直发展着一样。但这时候就容易走回老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