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四明山志》小考

《四明山志》是黄宗羲所著唯一的一部方志体著述,也是现存有关四明山这一浙东名山的唯一的一部专志。通过该志不仅有助于了解黄宗羲治学为世的思想作风,追踪他的生活足迹,而且更有助于探究他对地方志编纂的独特见解和方法,以及对后世方志特別是浙东地区方志编纂的影响。《四明山志》的成书年代,据洪焕椿《浙江方志考》说是“纂于康熙间”。此语欠当。黃宗羲自序说:“壬午岁余作《四明山志》,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末果,藏于牛箧鼠啮     

谈我省修志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方志,又称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典籍,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我们祖国历史悠久,又有卷帙浩繁的各种体裁的历史资料,这是我们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地方志就是这个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省地方志的纂辑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现在国内不少专家认为,现存最古的地方志就是东汉建武二十八年袁康编纂的《越绝书》。宋代以来,由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地方     

略议乡镇志的编写

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历史上乡镇志特多,仅洪焕椿先生《浙江方志考》一书就收载了118部。为了继承这一历史传统,发挥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1982年,萧山县长河镇领导决定编修镇志,经过数年的努力,近30万字的《长河镇志》于1989年6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下面谨就《长河镇志》谈谈乡镇志编写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求正于方家。一、搜求史乘清代史学大家钱大听说:“必先聚书,惟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此话对我们修志工作者来说可为至理。没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就无法达到一定的质量。资料多了,方能甄别、选择,去伪存真,剔芜留精。为此我们在搜求史乘中,既注意正史和历代方志,更重视家谱和私家文集。《萧山来氏家谱》的发现,就为研究来姓一族与长河的历史渊源提供了翔实依据。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越国富中大塘和吴塘小考

富中大塘和吴塘是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自吴获释归越后,为雪国耻,以图霸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发动越民治水筑塘、广辟田畴而出现的,是越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富中大塘,传称大塘筑成,农田肥饶,粮食丰稔,越国炽富,故谓之“富中”。难怪左思《吴都赋》曾追赞云:“富中之畈,货殖之选。”那么,这个富中大塘在哪里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富中塘……去县二十里二十三步”。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引《旧经》所记,说在“富中里”。清代陶元藻大《广会稽风俗赋》据左思《吴都赋》“富中之畈放马涧”,认为“在新昌县东支道林放马之所”,又引顾母“山阴富中塘”云云。其实从《越绝书》的记载度之,决非新昌乃不辨自明。《管子·八观》曾辩证地阐     

范蠡筑城何处求——《越史丛考》读后

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写道:“越于勾践之世已封子弟为王为君。《路史·国名纪》丁载:《越绝书》:‘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公元前742年)越相范蠡所筑’。”又称:“《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引《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周元王四年为勾践灭吴之年,范蠡于是年筑城,是勾践于灭吴前已立东瓯也。既立东瓯,宜当亦立闽越。东瓯都于东瓯,《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曰:‘个之永宁也’。略当今浙江温州。”论定范蠡于周元王四年筑东瓯城。据此论证“是为勾践行分封之确证”。用以推翻《史记·越世家》有关史实的记载。蒙文通先生的这个论断关涉温州古代史的问题。胡珠生同志据此在《温州日报》发表《范蠡初建东瓯城》(1986年1月19日)、《“范蠡初建东瓯城”再商榷》(同年3月30日),论定“为了有效地巩固后方,勾践派相国范蠡前往东瓯筑城”。范蠡在东瓯开发史上作出巨大贡献。”又称:“这两段夹杂在上元县‘故越城’下的《越     

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新颖志书——读《浙江省名镇志》

由浙江方志学界集体创作、方志学家魏桥任主编、顾志兴、俞佐萍任副主编的《浙江省名镇志》已于1991年9月由上海书店出版,向国内外发行。《浙江省名镇志》一书荟萃浙江省161个著名集镇,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些著名集镇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物以及民情风俗等的历史和现状。全书130万字,并配彩图160幅,编印精美。此书印数9300册,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受到省内外党政干部、科研工作者等的欢迎,海外学者还辗转托人购买。这说明了《浙江省名镇志》一书受到欢迎之程度。     

浙江史学探源——论《越绝书》、《吴越春秋》的文化意义

我国早期史书《春秋》、《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对越民族的记载,是浙江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但简略而久系统。对浙江古民族历史有比较完整系统记载的是浙江人自己撰著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史书。     

章学诚方志学的纪传人物论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时代后期很有成就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他一生编修过《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许多部志书。在他修纂方志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方志学理论,特别是对于方志中纪传人物之理论贡献,实有筚路蓝缕之功。所以梁启超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言之有实,唯虚言之务去,是章学诚对于志书纪传人物的第一要求。在章学诚之前,方志虽不乏佳作,     

越王台和越王殿

绍兴市是战囤时期越王勾践建都的地方。相传勾践曾经在这里建过越王台和王宫。据《越绝书》载:“越王台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三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但地点不明。据宋《宝庆会稽续志》云:“越王台案详符图经在种山(即府山)东北,今乃在其西。旧有小茅亭,名近民,久废。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汪纲(绍兴知府)即其遗址创造,而移越王台之名于此。”     

对《方志百科全书》“方志”条释义的几点意见

《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0期刊登了王晖《什么是方志》一文,其中对"方志"及有关条的词义作了分别解释.读后感到有不少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而这一条应该是《方志百科全书》最重头的一条,似应仔细推敲.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求教于各位专家. (1)"方志".原文云:"又称地方志、志书、志,是记述某一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记述各个方面情况的为总志,记述一个方面情况的为专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谭其骧先生在《地方志与总志》一文中早就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小的不管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或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那就不能叫它地方志.     

从荒滩地到聚宝盆

从荒滩地到聚宝盆──读《河头村志》徐建春在洪焕椿《浙江方志考》一书中，最小的区域志是镇志而不见材志，其实，就是从全国的范围的考察，也很少有公开出版的村志。然而，正如魏桥先生指出的，乡村研究是一个不应忽视，又往往容易忽视的项目。乡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     

会稽涂山考

会稽涂山考朱元桂朱元桂，男，１９４３年生，绍兴市文联主席。《尚书·夏书》说禹“娶于徐山”，《春秋左氏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都有关于禹与涂山的记载。所不同的是涂山是禹娶妻之地还是会诸侯...     

西施故里辨析

西施是浙江诸暨苎萝村人。但近年却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考证“西施出萧山”。本文就西施故里问题加以辨析,提出商榷。一、西施故乡在诸暨据笔者所见,直接声明西施出诸暨的书籍足有上百种。这里略举唐朝以前的六条史料:1.唐高祖时编纂的《艺文类聚》引《越绝》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2.宋《太平御览》引南朝刘宋孔灵符《会稽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又云:“诸暨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石”;3.南朝梁陈之际顾野王《舆地志》:“诸     

越国固陵城考辨

萧山市西的西兴镇,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史称“两浙往来一都会”①、“浙东第一关隘”②。1 西兴古为固陵、西陵,见于历代文献。《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载: 春秋末期,吴、越交兵,越大夫范蠡在钱塘江南岸筑城固守,名固陵城,也称敦(屯)兵城。“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长期以来,范蠡被民间尊为固陵城的守护神——城隍,并建庙奉祀③。东汉建安二年(197),孙策引军渡浙江,会稽     

浙江新方志编纂事业的一面旗帜──读魏桥著《志苑十二年》

浙江新方志编纂事业的一面旗帜──读魏桥著《志苑十二年》叶建华叶建华，男，１９６３年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杂志社编辑。魏桥先生自８０年代初开始负责领导浙江省新方志编纂工作。十多年来，浙江省新方志编纂从零起步，从无到有，至今已是硕果累累。这其间...     

试论方志的源流及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方志,就是这些宝贵遗产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现存的旧地方志,约达七、八千种,十多万卷,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遍及全国各地。由于时间的久远,印刷技术的落后,战争的洗劫,以及封建政府搞文化专制主义、对一些书籍实行禁毁的反动政策,方志散佚的数量是无法估计的。过去,史学界对方志做了大量的研究。今天,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旧方志,编修新方志,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方志的起源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取周官外史掌志之义,名曰方志。”它主要是记载某     

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区域文化史专著——《浙江文化史》评介综述

由滕复、徐吉军、徐建春、卢敦基、叶建华、杨建华六位青年学者合作撰著的《浙江文化史》一书,终于在1992年6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而系统阐述省域地方文化史的专著,它弥补了我国区域文化史和浙江地方文化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开创性意义。《浙江文化史》一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浙江文化史研究”的成果终结。自1987年该课题被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列入起,各课题组成员历经数年之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了三十余篇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91年底完成了《浙江文化史》一书的撰写工作。《浙江文化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阐述了浙江从古至近代的文化发展史。它     

“混”的源流考

“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始于今天。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人在倡导混了。老庄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把混作为治国的良策:“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庄的无为政治主张,真是把混说绝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混”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方面要有基本生     

新编地方志要彻底否定“文革”

本期新辟“方志研究”专栏。魏云生撰文指出,在各地新修方志中,如何正确编写十年动乱期间的地方史志,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其关键是必须体现彻底否定“文革”的精神。《鲁迅辑校〈会稽郡故书杂集〉评介》介绍了鲁迅对方志的关心和重视。《兰溪琉球国使墓考略》的作者在编修新县志过程中,对旧志记载的资料不盲从照抄,而是加以认真的查考,这是值得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