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辽代的四时捺钵

捺钵即意为辽帝的行营，目前，学界对辽契丹王朝的“捺钵”已有较多研究。捺钵作为辽契丹王朝一个重要曲行营文化，起源于季节性、游动性，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生活方式被直接引入到契丹辽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当中．成为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     

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神秘性、丰富性等特点,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意义深远。吉林省至今没有一个专门展示契丹春捺钵文化的旅游景点,因此加强对契丹春捺钵文化的开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契丹春捺钵故地的界定、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史实及主要物质遗存,以及科学合理打造有特色的契丹春捺钵旅游文化等方面的阐释,对于揭示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的丰富内涵,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古诗文中所体现的契丹春捺钵文化

契丹四时捺钵独具特色,尤其是契丹春捺钵。大量的古诗文中的春捺钵记载,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渔猎旧俗,独特的政治统治特色,以及尚武精神。本文主要从古代一些诗文中来探索契丹春捺钵文化,从而更好地了解契丹春捺钵文化。     

东北草原民族服饰中所体现的契丹捺钵文化精神

东北草原民族以游猎生活为特点,反映在服饰上也具有独特的特色。本文从东北草原民族契丹、女真、蒙古人及满族人的服饰在质料、形制、图案以及配饰方面的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探讨其所体现出的契丹捺钵文化精神,以期对契丹捺钵文化研究有更深入的认识。     

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研究——兼论捺钵文化遗存现状

中国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907—1125年)纵横草原、大漠与传统汉地,积极汉化并发扬佛道儒教法,对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辽亡后身居云南大山深处的契丹后裔们,仍然保留着部分辽时契丹人的佛、道、儒教信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同时他们的聚居区域亦留有与辽时契丹人不同的捺钵文化遗存。通过对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和捺钵遗存现状的研究,可以完善并丰富云南地区契丹后裔研究理论成果,推动云南契丹后裔族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月亮泡与辽的春季捺钵活动

月亮泡一带是辽朝皇帝春捺钵的驻地,是辽的军事重镇、经济基地、民族关系的前沿。因此,春捺钵的行幸,不仅是游猎之乐,更是特殊方式的政治活动。     

辽金时期的查干湖、月亮泡渔猎文化探析

查干湖、月亮泡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曾经是辽代皇帝春捺钵之地,辽金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这两处是从契丹捺钵、金代女真＂春水＂、＂秋山＂一脉相承下来,如查干湖冬捕就明显地体现了辽金游猎之遗风。本文通过对辽金时期查干湖、月亮泡的渔猎文化的描述,试图把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以期对东北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资鉴。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     

从辽代皇帝春捺钵看泰州的中心地位

辽朝时期是白城历史上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辽建国初期,为了加强对今白城及周边区域的管辖,在这里设置了当地历史上的第一个州级政权机构——泰州。泰州的建立,不仅结束了白城及周边区域没有地方政权建制的历史,而且使这里成为包括今天吉林省西部、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省西部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标志着白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就目力所及的资料,从春捺钵着手对辽泰州的中心地位做一综述,以期对东北草原文化的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有所裨益。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可分为以大脑为载体和以物质为载体两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权利价值和人文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独特的自然观、宇宙观和社会观,因而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和未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我国立法特别是刑事立法的缺失,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匡正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遏制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的蔓延,必须检讨我国有关刑事立法的疏漏,完善我国刑法抗制犯罪的机能。     

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契丹文文学在辽代的崛起与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长城以北大草原上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契丹人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民族精神,也孕育了契丹人质朴刚健、真率自然的文学艺术。而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包括契丹文文学在内的有辽一代文学,则给相激相融、互动互补的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历史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为辽、宋、金、元时期文学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

百色市属广西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民俗文化底蕴深厚,非物质文化丰富。近年来,百色市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法律保障不力,保护机制不完备以及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危机。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良渚文化:虞代的考古学文化——兼论良渚文化的去向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并未消亡,而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北迁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灵魂。然而,在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民族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保护和抢救珍贵的民族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在保护和抢救过程中,应贯穿整体性原则: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     

留住北京的传统记忆——简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

北京不仅保存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保留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抢救和保护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迫切地摆在了北京乃至全社会的面前。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传承中华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森林的文化功能初探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森林文化作为生态文化的主体,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发挥重要的导向、激励和鼓舞作用。正确认识森林的文化功能是发挥其作用的必要条件。森林在增添美景、激发情感,拓展认知、启迪智慧,承载历史、彰显地理,颐养精神、保健身体,寓意品格、塑造性格,提升游憩、和谐人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文明中的特殊价值——以福州市为例

一座城市中所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印记,同时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城市文明中具有其特殊的价值。以福州市为例,在对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概述基础上,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分析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福州城市文明的特殊价值,最后就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与福州城市文明相结合,服务于福州城市文明提出思路与对策。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