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蜀汉政局与魏延之死

提及魏延之死,多数学者认为系杨仪奉诸葛亮之命,使马岱斩魏延。诚然,魏延之死与诸葛亮、杨仪以及马岱不无关系,然而杀魏延者,尚有费祎。虑及蜀汉国运的费祎,为确保自己能与蒋琬秉承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顺利掌权蜀汉以求平稳发展,分别翦除对其乃至对蜀汉政局稳定构成威胁的魏延与杨仪。对手既已消亡,费祎终得与蒋琬先后奉行诸葛遗志,萧规曹随经营国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国乱世发展与自保达数十载。     

功过分明议谯周

谯周劝蜀汉皇帝刘禅举国投降敌国曹魏,使一个王朝的运转戛然而止,终结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其作为历史上评论颇多,观点对立。笔者通过阅读《三国志·谯周传》,对其劝降的客观性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对谯周的人格品行进行了述论。本文认为,谯周劝降的理由是充分的,陈寿对谯周的评价是公允的。     

涪陵学派论纲

宋代洛学"涪陵学派"的谯定及其川籍门人,兼具伊洛学统和蜀中学统,其学术活动对洛蜀会同、蜀学转型和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均曾产生深刻影响,但由于谯定的隐处不显和朱熹的激烈批评而声名不振,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评价.本文以考述谯定的生平、著述、学术源流为基础,对此作了论述.     

诸葛亮崇拜与古代蜀汉地区的民间信仰

对诸葛亮的崇拜和祭祀是古代蜀汉地区一种突出的历史民俗现象，其表现特点是祭祀葛亮民间活动出现最早，历时最长，官民共祭以及传说神异化，崇拜民俗化等。主要原因除了蜀汉地区诸葛亮治武功留有巨大影响外，还与蜀汉长久而浓厚的道教信仰风气，四川，汉中盆地封闭型地理环境与西部内陆地区农耕化心理有密切关系。诸葛亮崇拜反映了蜀汉地区民间仰的古性，封闭性与发展变化的缓慢性。     

《出师表》与蜀汉政治

建兴五年,诸葛亮伐魏前上《出师表》,详细规定了刘后主与辅佐大臣各自的职责所在和应遵守的政治伦理秩序,设计了蜀汉统治政权的权力架构及运行方式。次年又上《后出师表》,对一年来军国大事的实际状况作了全面的说明和解释,提出了辅佐大臣应坚持的道德操守,确立了蜀汉统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两份《出师表》是蜀汉建国后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蜀汉政权用人政策的失误

蜀汉政权是三国时期实力较为弱小的一方,其用人政策一直为人所称道.然而蜀汉政权的用人政策由于任人唯亲、忽视后备力量的培养等原因从而造成严重的失误,对蜀汉政权的衰亡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荆州之争中蛮夷“拥刘”看蜀汉民族政策的成效

三国时期蜀汉实行的民族政策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在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武陵蛮夷部落,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倾向,为蜀汉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蜀汉之所以能够赢得各少数民族的鼎力支持,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改变了过去单纯杀戮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了以"和""抚"为基本原则的民族策略;而且消除歧视行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格和文化习俗,采取了汉夷两级官吏共同管理地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蜀汉军队的组成及其来源

蜀汉政权在不同时期,其军事力量的组成有所不同。刘备在荆州及初入蜀时期,主要由荆州兵和东州兵组成。士兵的来源主要由流民和将领部曲组成。其性质属于职业兵。诸葛亮时期及其后,蜀汉兵源主要依靠国家编户的丁壮。这一时期的兵制当为普遍征兵制度。此外,蜀汉政权注意征发人、青羌、斯臾等少数民族为前线常备兵。这一部分军队常以部落或“家”为单位。     

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东州士"与蜀汉政权

＂东州士＂指汉末避乱入蜀依附刘焉、刘璋父子之人士及其后人。复杂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在蜀汉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他们与刘备嫡系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本文从＂东州士＂入蜀汉的历史背景出发,阐述＂东州士＂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分析＂东州士＂与荆州集团的微妙关系并探讨＂东州士＂最终走向蜀汉政权核心的原因。     

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国祚最短,故在制度创新方面,建树不多。关于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陈寿《三国志》记载粗略,其他文献亦语焉未祥,这对于还原蜀汉政权的制度建设,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以下就蜀汉政权制度建设中的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进行讨论,指出蜀汉政权并未实行如曹魏、孙吴所使用的较成熟的九品官人法之深层原因。     

也谈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兼与朱子彦先生商榷

上海大学的朱子彦先生在其《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一文中指出: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其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本文认为朱文的这一观点建立在感性化的认识与判断上,缺乏事实依据,很有商榷之必要,故对朱文的基本观点提出质疑。     

从政区建置看蜀汉在南中战略目标的调整和实现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占据益州,随即将犍为属国升格为朱提郡,并设(床)降都督开始恢复对南中的统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后,分南中五郡为七郡.在蜀汉政权占据益州的近50年时间里,统治者在这一地区频繁的政区建置及其在云南行政区划史上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汉政权在南中地区战略目标的调整和实现.     

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

谯周是三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他的古史研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当时的史学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具有“圣王不同姓、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以及以剔除史学中的神秘与虚妄的理性考史,这些主张和行为是史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卓然独立于同时代史家的。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隋唐易代之际的巴蜀政局与地方治理

隋末天下丧乱,而巴蜀却阖境安定,平稳归于李唐。通过《续高僧传》的记载,考辨巴蜀归唐的具体过程,指出詹俊、段纶、李袭誉等人先后抚蜀,各有职司,分别代表了巴蜀归唐的不同阶段,无需探讨谁为首功。巴蜀平稳归唐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末当地政治失序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李唐举义之初“匡复隋室”的口号,这实则体现了隋朝作为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统治的根深蒂固。在隋、唐初的强硬治理下,时人对巴蜀的印象,经历了从隋初“人好为乱”到唐初“蜀兵脆弱”的转变,表明中央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日益强化。巴蜀于隋唐易代之际的平稳过渡以及该时期对巴蜀的强硬统治,说明巴蜀地域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其独立性大为削弱,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向边缘地区深度渗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