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的四种主义述评

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深受"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这四种"主义"的影响。四种"主义"分别代表着工商业者、传教士、律师和军人的价值观,它们的核心价值诉求基本不变,但其外在政策主张或因美国的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因此,200多年来它们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力。     

哈马德时代卡塔尔外交政策的演进——以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政策为视角

哈马德时代卡塔尔外交政策经历了从"中立调解"向"主动干预"演进的历史进程。2011年利比亚内战中,卡塔尔从多方面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有力支持,加速了卡扎菲的倒台和反对派政权的建立。卡塔尔有选择性地援助利比亚伊斯兰主义反对派,深刻影响了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的政治重建。世俗主义阵营和伊斯兰主义阵营的长期对抗将利比亚拖向了第二场内战的深渊。哈马德时代卡塔尔外交政策的演进植根于卡塔尔国家实力的巨大提升,同时又与美国和穆斯林兄弟会等外部力量密切相关。伴随着中东局势的日趋复杂,卡塔尔过度干预的外交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杰克逊主义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美国历史上的杰克逊主义深深植根于平民主义价值观、本土主义身份观和国家主义荣誉观之中。受这些政治理念的影响,在一定的时期内,美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表现出悲观的现实主义、新孤立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标志着杰克逊主义又重新回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继承了杰克逊主义的政治理念,它打破了二战后两党主流外交政策的共识,这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1992—2001)

通过对1992-2001年中关外交政策的对比分析认为,美国在克林顿主义成熟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更好的对意识形态追求与对现实国家利益的追求的协调,而中国外交局面的好转也与我国采取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伙伴外交"、"睦邻友好"政策相关,此外中美双方在外交政策的目的、手段、理念、国内影响上有重大区别.     

从“战略纵深”看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转变——兼谈土耳其的国际身份定位

中东变局引发了土耳其由"零问题"外交政策向积极外交政策的转变,有学者认为该转变标志着"零问题"成功升级为"零问题2.0",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转变宣告"零问题"外交政策彻底失败。从现实来看,"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这种转变的确没能实现土耳其"战略纵深主义"所预设的目标,反使其陷入土叙冲突泥淖无法自拔。这种情况的出现揭示了土耳其目前的国际身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尚不具备主导地区形势和国际事务的实力和合法性。因此,土耳其以"战略身份"作为"现实身份"进行对外交往的做法很可能使其外交变得被动,且难以取得实效。     

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与国际法

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与追求目标,理性判断是其中主要的依赖法则。理性判断原则下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因主观判断分化成不同的政策偏好,如美国外交政策中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分野。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挠,导致理性判断的失误。甚至因为客观条件的"情势变更"而导致国家利益的变化,从而促使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对国际法态度的转变。对国际法实践的分析表明,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原则是理解国家对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的重要路径,只有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我们才能正确判定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及其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血缘文化情结的历史实践:二战之前的英美姻亲联盟

英美血缘文化情结这一潜在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内涵共同的种族血缘关系、相似的价值信仰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种族优越论三个方面。其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种族优越论是其核心内容,该理论作为影响英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常常作为两国外交政策的号角为英美之间的姻亲联盟摇旗呐喊。     

"自我东方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翻译

探讨"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的原因,分析"自我东方主义"者们对翻译文本和策略的选择,揭示"自我东方主义"造成了他们在文化翻译中方向的迷失,从而患上言说东方文化的"失语症".     

六大思潮与美国对外政策

纵观美国外交政策史,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始终贯穿于整个过程。本文通过评析六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揭示美国国内政治思潮与外交政策的互动性,从而为把握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提供宏观上的框架。     

"五四"时期拜民主义思潮评介

本文追溯了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拜民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种种表现,并分析了"五四"时期这一思潮与后来拜民主义观念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指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屡犯"左"倾错误,拜民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论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特点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有其自身的特点。战后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历程决定了对意识形态的倚重 ,随着我国外交理念的日趋成熟 ,最终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的转变 ;与意识形态相联系 ,中国外交一直注重政治利益而忽视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后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强调经济利益 ,把国家安全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外交对国际法的影响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单向努力到良性互动的过程。     

论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近代以前的中国,无所谓外交,只是"理藩"而已.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涉外体制逐渐崩溃.此后,在外国列强的敦促下,以及国内洋务官僚的建言及推动下,清廷于1876年初步建立了近代使节制度,并逐步实现了使节制度的近代化.近代使节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对日外交研究

国民政府北伐期间,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实力未足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主要采取分而击之的原则。而国民政府联络的首要对缘便是日本。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对国民政府表示了友好之意。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与日本积极接触,协调中日关系,通过一系列交涉谈判,在满蒙等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从而保证了国民政府对英行动的成功实行。     

从王朝外交到国民外交——20世纪初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外交观念论略

20世纪初年是中国外交观念转型的重要时期，处于封建制度与民主政治激烈交锋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鲜明的国民外交思想，表现了对外交民主化的诉求，从而使中国外交思想蜕去了皇权色彩。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交观念是在因袭传统和吸收西方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制约，这一时期的外交观念还有传统思想的印记。     

《外交报》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报》对《伯尔尼公约》的传播,远非只是1902年刊登了《伯尔尼公约》的最早中文译本,其1909年10月还刊登了另一个与最早译本内容相同,且更加简明、准确、白话的《伯尔尼公约》中译本;1909年8月,《外交报》刊登了《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详细介绍了1908年德国柏林万国著作权大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第一次修订的会议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决议,使《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落后世界16年到与世界同步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伯尔尼公约》最早中译本的出现。同时,《外交报》就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刊登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引起了朝野多方关注,极大地推进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外交价值观成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突破某些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制约的重要指导原则.中国外交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脉络是:以"文明多元"为基本出发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实践途径,以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中国外交价值观提升了中国的道义感召力,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促进更为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构建.     

论新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余地的有限性

在国际格局的大环境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中立是一种梦想,与美合作也以失败告终。此后中共便主动倒向了与自己革命理想相符的苏联,但却受到其意识形态包裹下的民族利已主义的猛烈冲撞,而此时的中共别无选择,只能委曲求全。     

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及了本的作用（1989—1993）

1989—1993年,日朝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但更重要的是冷战前后国际形势对两国的冲击。经过非正式往来和政府间的交涉,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在核查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搁浅了。当然,日本方面在这一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交利益实现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同时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战略,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外交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外交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外交利益实现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政治自主;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利益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同时,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