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族碉楼考察与思考

本文在对嘉绒藏族碉楼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汉文文献对高大石砌建筑"邛笼"的记载,以及嘉绒地区有关祖源的传说和对琼鸟的崇拜现象,指出嘉绒藏族视琼鸟为祖源,"邛笼"一词意为"琼鸟之巢",该含义与嘉绒藏族的族源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嘉绒藏族的祖源记忆,并认为"邛笼"的产生早于碉楼,碉楼是在"邛笼"的基础上产生的。文中对嘉绒藏族碉楼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碉楼是嘉绒藏族先民自无字的时代传承下来的史书。碉楼是用石头书写的历史,碉楼研究是解读嘉绒藏族历史文化的切入点。     

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前吐蕃时代西藏西部丧葬习俗的考古发现及其特征

西藏西部前吐蕃时代的葬俗极具特点,包括了涂丹"尚红"、"覆面"、"结发"、动物殉葬、分区而葬等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墓室营建、盛行墓葬祭祀(尤为流行动物献祭)、擅长对遗体的处理三个方面。这些特点与敦煌文献关于吐蕃本教丧葬习俗的记载相似,说明后世文献关于吐蕃时期本教丧葬习俗受到来自西部象雄等地影响的记载是可信的。     

试论藏族游牧部落的牦牛图腾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据考古资料载: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就已在青藏高原上生息繁衍,谱写着藏民族的悠久历史。藏族先民多数居住在高原牧区,组成游牧部落,信仰原始宗教,其后,产生了“魔本”和“赞本”等本教,活动在藏南象雄(今阿里)一带。本教的前宏期,它的职能是为民祛除病魔,禳解灾害,仍属原始宗教;在中、后宏期,本教与佛教互相斗争与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喇嘛教。本教不仅遵循喇嘛教的     

少数民族图腾文化重构与启示——对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人类学考察

畲族图腾文化重构在当代引发重大争议,现状如下:第一,认同"盘瓠崇拜"是畲族唯一图腾崇拜;第二,批判"盘瓠崇拜",回避和淡化对图腾崇拜问题的讨论;第三,承认"盘瓠"和"凤凰"的双图腾崇拜,认为当代应主推"凤凰崇拜";第四,无"盘瓠崇拜"或"凤凰崇拜"的争论与困扰,直接重构"凤凰崇拜"。考察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现状与趋势,得出如下启示:第一,族群图腾文化重构从未停止,在当代有加速之势;第二,群体创伤记忆对族群图腾文化重构影响深远;第三,图腾文化对族群认同的决定性作用正在改变。     

心像·物像·绘像:阿尼格冬与藏边社会地方历史的图像隐喻

对嘉绒民间阿尼格冬信仰的图像学考察,强调将其口传、仪式图像系统的源起与变迁、阐释与实践重置于"藏边社会"这一"地方中心性"视域中加以理解,进而揭示出嘉绒族群认同的族源记忆表述、身体感官经验、社会实践策略及其地方历史效果。该图像历史的"之间性"特质亦是"藏边社会"作为"过程"与"方法"的深刻隐喻。     

竹夏“一地多名”考释

今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的多个历史地名均源于其藏文名称竹夏()。竹夏位于象雄、吐蕃、西域绿洲邦国、印度、中亚、西亚、波斯、希腊等多个文化圈的契合部,是古代象雄的西部属国,因受多种语言同音异写的影响,形成了"一地多名"的显著特征。竹夏作为中西历史地理交通的枢纽,其"一地多名"的特点也提醒我们,应从"自东向西"的角度,重新审视以西藏苯教为代表的象雄文明向周边国家与地区传播、渗透与互融的过程。     

广东原始宗教源自中原考

广东地方特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古代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来源于中原地区,古代原始宗教也是如此。广东原始宗教的大部分内容如鬼魂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对山神的崇拜等,均来源于中原地区。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有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     

嘉绒藏戏“且索”的文化内涵、功能价值与旅游开发研究

嘉绒藏戏是戏剧百花苑中的活化石,嘉绒藏戏"且索"内涵丰富,价值突出,以其独特性、惟一性在傩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因种种原因,该遗产传承弥艰,保护亦难,开发力度不够,所在地游客到访率低,停留时间短,旅游收入非常有限,亟需加强保护与加快旅游开发。     

阿里古格佛教壁画的艺术特色

中国西部阿里古格藏传佛教壁画艺术,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上承古象雄文明和本土本教文化的内涵遗风,外溶中亚、西亚、南亚文化之优势,内纳卫藏多康之精髓,下启佛教后宏期文化之先河.以审美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大体量的规模型制,多彩多姿的表现内容题材、绚丽浓烈的色彩渲染,细密精工的线条勾勒、装饰性极强而又多变的构图,优美婀娜、律动感极强的生动造型、入木三分的民间世俗风情描绘.成为佛教后宏期文化中独具民族风采、地域特色,本土神韵格调的一朵奇葩而蜚声雪域净土,从而开创了藏传佛教后宏期美术的一片新天地.古格壁画的艺术特色和开放性格代表了后宏期藏传佛教美术发展中的又一个文化高峰.     

感性的抗争——从王蒙《神鸟》看现代艺术的他在

王蒙的短篇小说《神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感性写作的成功范例,它揭示了现代艺术隐蔽而复杂的新感性之维,表达了王蒙对于现代艺术的他在性处境的理解,表现了现代艺术向原始艺术复归的可能。死亡与复活是王蒙《神鸟》始终牵缠的主题。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神鸟实际不过是现代都市文明语境下构建的一个象征性的文化图腾,其背后隐藏着王蒙对人生与艺术、世俗与神圣、感性与理性等二元对立关系的思考,表明了艺术在绝境中的希望与生机。     

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为例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理洱海地区"民家人"白族身份的制度性确立极大地影响、改变并重塑着他们对其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的感知与诠释方式。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这一所谓"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学术书写为例,审视与检讨"民族"这一制度设计在地方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     

敖包祭祀与萨满文化

敖包祭祀是与萨满教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始信仰形态。敖包祭祀起源于天地自然崇拜,并与祖先墓冢崇拜有很深的渊源联系。敖包的三重圆锥形结构和绕行三周的祭祀方法均源自萨满教“三层环型宇宙”观。敖包石堆上的树枝和木鸟分别代表萨满教神山、神鸟。敖包祭祀的黑白两色牺牲和“血祭”仪式,蕴含着天白、地黑原始理念和以血祭天的“血魂”观。     

多维视野下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

明确西藏本教的起源与发展,不仅要重视吐蕃王朝或者更晚时期的资料,而且要更加广泛地关注象雄王朝时期的所有资料,包括辛饶米奥切的子孙后代在内的其历代追随者以及相关人物、事件、寺庙、文物、教义、教规等等。只有从多学科、多角度观察分析才能使我们研究的内容更加清晰。     

试论匈奴人的天崇拜文化

匈奴人的天崇拜文化对后继者所产生的影响至今都有据可证。古代匈奴人天崇拜的具体表现有:"金人"祭天、日月星辰崇拜、龙祠与蹛林、祖先鬼神崇拜。匈奴人的天崇拜文化产生于他们的自然崇拜及其思维方式。     

象雄语——一个未探知的西藏本教语言的语法和字典

象雄这一术语与西藏的文化和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中央省卫和藏以西,西藏西部地区的古老名称,与西边的尼泊尔、库玛昂和拉达克接壤。这个国家早在公元645年即被古代的吐蕃王国所吞并。然而对于西藏研究来说,其最显著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传说中的神圣国家,傲为本教基础的那些文献就是用它的语言写成的。“本”(Bon)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当佛教在五世纪及其以后传入西藏时,它已经形成了。在藏族中它仍然是仅次于佛教的     

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生成与礼法文化

美育思想的生成与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人类文化的子系统,美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与文化有关.在中国,礼乐文化的产生植根于与礼法文化.美育思想的起源就离不开礼法文化的影响.如礼乐与礼法文化来自"天"意、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和经义崇拜而形成的禁忌规范和道德规范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并终于成为指导人类社会的礼法与礼乐活动的原则等等.     

试论潮汕“双忠”崇拜民俗文化之兴起

潮汕历代各种地方志记载了唐代为国死难名将张巡、许远"双忠"居然在非亲非故非殉难之地的潮汕地区享祀的现象。历任地方官员和乡贤的立庙祭祀、民间的造神呼应、文人的歌咏唱和共同把"双忠"崇拜推向高潮,形成了一股风靡潮汕地区的"双忠"崇拜之民俗文化热。     

试论西藏历史地理的圣地移植特点及影响

圣地移植是西藏历史地名“一名多地”特点的重要形成原因? 它不仅是藏族文化发展史的动态反映?更 为我们研究西藏早期历史上的象雄与吐蕃关系、吐蕃王统世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概而言之?两个“ 魏摩隆 仁”?凸显出西亚、中亚、西北印度文化对以象雄苯教为代表的西藏早期本土文明的影响?两座“苯日” 不但标志 着源自西藏阿里冈底斯神山的象雄苯教在工布地区的传播?也暗示了早在雅隆王朝(吐蕃王朝的前身)正式成 立之前?象雄就已武力征服藏东南的娘波、工布、塔波三小邦?两座“拉日江妥”?揭示了雅隆－ 吐蕃王朝的政治 中心由工布向山南雅隆河谷迁徙的历史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