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论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

"改土归流"以后,播州地方政权完全归入中央集权体系之中,实现了播州政治的转型;封建领主制经济迅速向封建地主制发展,完成了播州经济的转型;文化教育事业也踏上了向中原地区学习的道路,促进了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转型。本文试从"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的社会变化,以播州地区的社会重构为视角,深入探讨播州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进步性及其借鉴意义。     

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行政制度,是封建统治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从属性、分散性,交融性。“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变革,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对其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一是促进了其经济形态的变革;二是引发了其政治制度的变革;三是引起了其社会基础制度的变革。从发展的眼光看,“改土归流”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巨大变化

<正> 改土归流是指清王朝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清雍正年间,清王朝对土家族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土家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土家族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于土家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土家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社会历史差异

改土归流在明代永乐年间即已开始,但这时是一种被动举措。清雍正年间,中央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大规模进行,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在雍正朝初期先后结束。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在经济方式、文化模式、社会变迁和族际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凸现了两个族群的社会特征。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正>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研究.本文试图根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个县的清代县志和辰州、永顺府的清代府志以及湖南省志中的有关记载,略述清朝政府对这个地区改土归流的一些基本情况.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和白族等少数民族.清初,“顺     

论壮族土司社会变迁的文化学意蕴

伴随着改土归流的进程,壮族土司社会的社会结构、地方经济、文化意识、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在壮汉民族交往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地演进和转型.其过程体现了制度文化存在的普世性意义,具体表现为在文化嬗变中彰显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的互动与制衡;民族文化在社会变迁中融而不合,呈现出生态审美的壮族文化特质;文化边界变动下土司社会各群体固有自己的内在秩序.当我们把壮族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看时,就会对改土归流后土司势力长期延续的历史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     

清末巴塘改土归流、地方秩序重建与国家认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从巴塘开始，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并经营川边，以救亡图存。其制定的《巴塘善后章程》又称《改土归流章程》,规定巴塘全境土地和百姓归“大皇上”所有，打破了两百余年的地方旧秩序，从根本上保障了改土归流的实施。其中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和随后颁发的禁止田产向寺院流动的政令，均是为了尽可能消除或限制旧势力的影响；移风易俗的规定和地方建设则有助于促进巴塘地方新秩序的确立并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改土归流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传统礼治思想在巴塘及川边的实践，同时也凸显了清廷对促进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迫切需要。     

略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与赵尔丰

川边改土归流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边疆的严重威胁下,清统治者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它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声援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的作用,同时也给川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一系列的变革,进一步密切了汉藏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为后来西康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土归流相比,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意义。在此期间,赵尔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注意的。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看改土归流的进步性

清王朝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其目的不仅是加强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统治和经济剥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了减轻土司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痛苦。总的看来,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表现在清政府废除了土司的各种苛派和陈规陋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这都体现出了改土归流的历史进步性。     

从《家谱》看改土归流后土司时期的土著居民家族建构

清朝雍正五年对湘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和平“改土归流”后,不管是土司时的家族,还是移民家族,都为了与原来的土司家族划清界限,证明本家族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在家谱中对本家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以向氏家族为例,以民间文献家谱为资料,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可归纳出改土归流后家族历史在民间文献中的基本表述形式,再现土司制度废除后的湘西各家族的历史。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苏晓云清雍正年间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土家族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土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     

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策略,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代的改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施存在着地域、民族间的差别。从鄂西、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改流的背景、目的及影响却大不相同。以史为鉴,鄂川两地改流的比较研究或可为我们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清朝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目的及影响

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元明清的历史时期,由于我国西南边陲地方的内部以及名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而且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导致西南边陲地区社会不稳定。西南地区虽然远离朝廷,但是仍然受到朝廷的统治,因此,中央政府针对西南边陲地区当地的具体事情采取不同于内地的政策。即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是在土司...     

政治秩序变动与区域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改土归流前后湘西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考察

自宋元至明清,随着土司统治的确立及改土归流的实施,湘西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了剧烈变化,并对该区域的社会生活变迁产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历史影响。改土归流是湘西地区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由分散割据的土司统治转化为封建王朝统一的国家统治,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主体、社会生活内容及质量、社会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区域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主体性、结构性、社会性明显改善。改土归流对湘西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影响,折射了区域政治秩序变动与社会生活变迁的互动关系,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蕴义。     

影像话语的抗争——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

近几年,大量来自民间个体的影像在互联网上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新媒体事件的发展和转折,成为普通受众参与公共事件的有效手段,也为学界讨论新媒体的政治与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民间影像首先是一种民间意识形态的自我呈现和复调式影像话语叙事,同时,它以一种真实"在场"的方式重新呈现公共事件的多维度历史事实,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理性交流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建构。     

明清时期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的社会控制力研究

容美田氏土司在明清时期崛起成为湘鄂渝黔四省边界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土司,也是清朝湖广土司"改土归流"中唯一用兵的地区。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主要从政治、军事、刑法、经济等方面控制地方社会,并利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等影响民众,巩固其统治。     

“改土归流”:土司家族政治命运的转型

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把改土归流作为土司制度的落幕戏加以研究,但若细心查核改土归流后的当地史料,却总能发现被罢废土司的后裔们可以长期在当地担任各种行政要职,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可见,对土司制度而言,实行改土归流仅仅意味着用人制度的转型,因而及时和适度地实施改土归流,恰好是整个封建王朝官僚体制有效和灵活运转的标志。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