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苜、(艹丨) ”及相关的问题

商代甲骨刻辞所使用的文字,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汉字的最早形体,它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自从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刻辞以来,前辈学者们作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正确地辨认了相当一部分甲骨文字。对于利用甲骨刻辞中的资料,进行商代历史及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汉字字形结构的发展变迁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在甲骨刻辞中还有许多文字没有辨认出来,有些甚至是经常使用的常用字。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因此,继续进行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还是非常必要的。翻开著录甲骨刻辞的书籍,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字。写法很多,现在选择其典型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十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十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对殷墟甲骨刻辞中“雨不雨”、“雨不”的考察

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反复问句。“雨不雨”、“雨不”实际上分属命辞和验辞     

商代校阅礼初探

商代校阅礼是商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借助田猎活动选拔、训练兵士的仪节的总称。前人研究商代军礼的不乏其人,但对校阅礼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通过系统整理甲骨军事刻辞后进一步归纳出商代校阅礼包含有:建旗聚众、训练检验、犒劳军士等仪节。训练检验又称搜田,含有搜田活动前的告庙礼、迁庙礼、占卜、搜田过程中祭天地山川礼、搜田结束后的献捷礼等仪节。对这些仪节的爬梳,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甲骨军事刻辞蕴含的商代军礼,有利于补商史研究之缺漏。     

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小臣墙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

在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内容为一次战争的俘获与赏赐的记录.以往对小臣墙刻辞的释读和理解存在一些错误.本文对小臣墙刻辞重新进行了释读,对一些字词提出了新的解释,着重考释了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指出这是出土文献中最早而且是目前仅见的关于"白麟"祥瑞的记录,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本文还认为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资料,对进一步证明"殷人尚白"说和殷人已经具备了五方配五色观念的推测非常有利.     

甲骨文“臣”字形义新释——兼及商代的职官泛称“亚”和“尹”

过去对于甲骨文“臣”字形义的认识有误,正确的解释应为“臣,长也。事上监下也。像耳目之形”。这可以得到甲骨文中诸多“臣”字字形和辞例的验证。实际上,商代的“臣”是一种职官泛称。商代类似于“臣”的职官泛称还有不少,“亚”和“尹”是其中的典型。此时称“臣”“亚”和“尹”的职官,不仅存在于内服,而且存在于外服,这主要是因为商代的职官分职还不明确。     

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于”的连词用法

不少名家认为殷墟甲骨刻辞中“于”字可以用为连词,其所举例句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司岁于协遘”实际应断为“司岁,于协遘”,“于”字充作介宾结构;第二类“蒸于主乙于后主乙”应断为“蒸于主乙,于后主乙(蒸)”,这类句子实际上是复句;第三类“余其从多田于多白征盂方”因极为罕见,“多白”有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误刻。由此观之,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于”是连词。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上)——《中国散文史》概论

先秦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文章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简单记事到长篇大论,由官府独占到百家争鸣,这是一次飞跃的发展.散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的材料看,中国的文字记事,到了商代,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了.这时不仅有了甲骨刻辞,而且有了铜器铭文.《尚书·盘庚》     

“掌故”一词的由来

“掌故”原是一种官职,从汉朝开始,“掌故”就是太常所属太史公的官。专门管理国家历史的故事,所以叫“掌故”。 《旧唐书·职官志》中载:有“内侍掌故”与“州郡掌故” 的官职。分掌宫廷及各地流传的故事、轶闻、考证等。唐代的翰林学士有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

殷墟甲骨刻辞中 ,“以”和“比”常位于两个相同成分之间 ,但它们不是连词 ,而是动词 ;因为它们的主语可以省略 ,它们的宾语可以前置 ,它们可受副词修饰。这项研究表明 ,单纯依据语序来判定某个字是否连词是不可靠的     

“左徒”新考

“左徒”之职之名义职掌者 ,旧说均不成立。文章结合出土文献资料 ,通过详实的考证后得出结论 :楚之左徒与征尹是一种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称谓 ,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行人”一职 ,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文章还对左徒之职应有的素质进行了探讨     

《助语辞》“岂”“焉也、曾”词条分合辨正

胡文焕《格致丛书》所载《新刻助语辞》有如下六行文字(见书影)。在这六行文字之中,“岂”字、“乃”字和“焉”字分别提行并低一格。通观全书,凡提行低一格的文字有两种情况:一是属于词条字头,一是属于解释性的文字。“岂”字是词条,这是没有问题的。“乃”字一行属于解释性的文字,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焉”字这一行:“焉也”和“曾”是不是词条?     

商代乐器补说

商代社会音乐歌舞甚盛，乐器品类众多，就甲骨金文及石器刻铭中所见，有20多种乐器名。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已知的有铜鼓、木鼓、石磬、玉磬、编铙、钟、镛、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器、摇乐器或吹奏乐器，弹拨类弦乐器殆地下难存，考古发掘尚未见。《礼记·郊特牲》所谓“殷人尚声”，信而有征。     

从商周“告(诰)”刻辞看诰体起源及其文体性质

通过考察甲骨刻辞的“告”字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殷商中晚期已经孕育了后世诰体的雏形与早期文体意识,并且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字形与一般意义的“告”相区别。殷商时代的“告(诰)”辞大多与祭祀、兵戎等国家大事相关,对所告之事、所告对象亦表现出明显的重视与关切。即便到了周初《大诰》等诰文,其倾诉对象逐渐从神明先王转向诸侯臣子,这一真诚恳切的基本态度亦未发生变化。由此,诰体的文体特征应确认为殷殷告慰、款款告托、谆谆告勉,而非严肃训诫、严格约束、严厉惩罚,这也是诰体与训、命、誓等其他文体最本质的区别。所谓“五诰可以观仁”,从诰体的发展亦可清晰见出有周一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建构。     

“激浊扬清”赞连楹

据专家考证,台湾及新加坡一带的“连”姓,多为明朝洪武年间以“专于职守,事君无二心,护法可断头,耿直忠烈”而载入国史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山西潞州人连楹的后代。     

商代边境的“小臣”

商代有“小臣”一官职,有内服小臣,也有外服小臣。外服小臣,或是被商王分封到边境的同姓或异姓贵族,或是任命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首领,他们对维护商王朝边境的安宁,起过重要作用。     

杨树达“施受同辞”浅析

杨树达先生的“施受同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同一个词兼有主动和被动两种用法,这属于语法范畴;二是指同一个词兼有施与和接受两个对立的义项,这属于词汇范畴。“施受同辞”应限于词汇范畴,且应在同一历史平面上进行研究。     

“刻文骨”与“骨刻文”之性质推断与价值蠡测

我国出土过很多甲骨,多是热卜类型,以致于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骨卜主要属于热卜类型.20世纪末以来,在山东省区域内发现了数量颇夥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刻文骨”,其用途与性质则应是龙山文化时期冷卜遗物,其骨刻文为冷卜之兆象而非古文字.理解了以上这一点,对于我们重估巫教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对于弥补龙山文化研究上一些“知识谱系”的不足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