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路”的异思考——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若干刍议

近十几年来,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示于学界,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古今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主张借鉴美国的族群问题"文化化"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本质上并非导向于"分",而是导向于"合";美国族群问题的"文化化"路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中国,继承的是清帝国这一征服王朝的多元民族格局,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     

巴西:族群天堂的陷阱

巴西的族群,是印第安人原住民、葡萄牙人、非洲黑人三者混融的结果,加之其后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及亚洲移民的到来,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文化交融互生的移民国家。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来分析巴西族群关系,力图与被冠以"族群天堂"、"族群熔炉"等的巴西族群关系形态形成对话,不管是历史的巴西还是现实的巴西,种族问题都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种族的等级结构从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传统开始,加之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渊源的白化政策加以固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巴西的族群关系为参照,回到中国的民族关系,以此来回应"第二代民族政策"、族群关系认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认知问题。     

旅游发展中族群文化的“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以丽江纳西族义尚社区为例

采用人类学"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概念作为理论工具,选择丽江市古城区内的义尚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表征,发现旅游平缓发展为义尚社区族群文化带来"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交织的局面;旅游发展与社区内各利益主体的集体选择是社区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两个重要因素。最后,探讨了族群文化"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在不同社区的表征差异,并认为旅游的发展并不会完全破坏社区族群文化,也不会抹杀地方的地方性。学术界关于旅游是引起"无地方性"与"非地方"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与族群互动——以佳山羌民杀团总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本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民间文书、口碑资料以及地方文献,透过对1923年发生在川西理县通化地方佳山羌民杀汉人团总事件的历史重构与解读,探讨了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族群互动因素。文章认为,该历史事件之发生与民国时期杂谷脑河流域的鸦片种植关系密切。换言之,鸦片种植在此区域的普及化诱发了汉、羌族群对于土地资源的激烈竞争,在异常紧张的族群关系氛围中爆发了流血事件。由此,文章进一步讨论此历史事件对当地族群关系、族群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不同影响,从而表明族群间的认同、互动形式均与时代情境之变迁息息相关。     

十九世纪滇藏关系解释范式的反思

针对近年来中国边疆与族群研究中的偏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二元取向,本文强调汉藏边缘的地方能动性,不仅从边疆的一般性与汉藏边缘的特殊性来揭示族群交汇的特征,也对清末针对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交往的相关政策中的语汇进行分析;在方法上,本文借用"藏彝走廊"的概念探讨西南边疆的族群互动问题。     

地方史、地方文人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以《闽都别记》为例

《闽都别记》中有关疍民的故事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族群话语的表达.在这些故事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地方文人通过文字书写而创造地方史的集体记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疍民往往被表达为地方社会的历史"残余",并在文字、仪式及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内在化为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在其地方社会变迁的脉络中对地方史、地方文人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获得更多的理解.     

百年诉讼:村落水利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家藏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

历史人类学在注重文献、碑记资料的同时,特别强调田野调查,以增加学术的"现场感",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所遗漏和忽视的基层社会与地方社会,尤其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和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本文对自己在田野中发现的循化县清水乡两个村落之间水利纠纷事件进行探讨,借以解释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冷战后时代的族群冲突:国内原因与国际挑战

冷战后时代族群冲突复振现象引起学术界关注,理论解释众多。两极霸权结束以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为历史的民族主义解读重开窗口。跨境族群问题可能引发民族统一主义意识形态国家与反民族统一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并对一国族群关系和国家统一带来严重影响。在一个动荡和脆弱的多元社会,每个群体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并对未来产生集体恐惧,从而潜伏着暴力冲突。不安全和社会对立所引发的恐惧,为族群精英进行族群内部操控提供了基础。后冷战时期族群冲突的复振也对当下国际准则框架提出了挑战。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所谓"民族牌",部分公民本民族意识无限拔高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等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与公民平等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问题等当代中国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黔西北穿青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活和族群身份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认为穿青人族群身份的变动过程,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包含了族群之间的关系,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整合的关系,是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此间所蕴含的逻辑、机制、模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观念形态,无疑为我们深刻理解族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冯瑜等著《“地方性”的尝试》出版

冯瑜、赵卫东、李红春著《"地方性"的尝试: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是第一本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云南回族特殊族群的书籍。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从历史到今天都是一个人群与文化     

记忆、实践与文化遗产:中越跨境族群侬智高信仰比较研究

中国壮族、越南岱侬族的族群叙事将侬智高这一史实人物神圣化为英雄祖先与始祖神.文章选取中越边境的靖西安德乡和那坡念井村为田野点,通过对在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等族群中活态传承的侬智高信仰,分析地方社会如何将侬智高的历史记忆置放在古骆越族“祖先崇拜”的信仰结构中,并经过族群内部的神话叙事、祭祀仪式到公共性的社会展演等文化实践,重塑了独具地方性的历史真实.侬智高信仰成为壮族与岱侬族等中越跨境民族的族群记忆与家园遗产.     

民族自治视角下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族际政治

民族自治作为自决理论在多民族国家的有限体现,其在实现国家统一、族际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某些非主体民族因之获得与国家及其他非主体民族合法博弈的制度空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政治一体与多元共存、公民身份与群体权利,在民族自治框架下均统合于民族国家之中。在以妥协性质的民族自治为选项预期实现国家目标并化解可能的冲突与认同问题时,国家制度模式与政策选择也经受着自治带来的风险与考验。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荷兰少数族群政策初探

战后移民的持续到来迫使荷兰放弃"非移民国家"观念,承认移民永久化。1983年,荷兰出台少数族群政策,开始系统地处理外来移民问题。少数族群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外来移民构成的少数族群,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三个方面,旨在保持少数族群文化认同的同时促进他们融入荷兰社会,带有明显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由于荷兰经济低迷,少数族群政策的成效差强人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荷兰少数族群社会经济隔离状况日益显露,反移民情绪高涨,少数族群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制度安排与族群认同——民族区域自治视阈下族群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分析

在族群自我认同生成过程中,国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对族群进行整合的过程,在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客观族群认同要素的凝聚力减弱,以政策导向影响的现代性上升.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作用强化族群认同的同时也在推动国家认同的发展,并使其日益与国家整体发展一体化.     

2014年第二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论坛综述

第二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论坛于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论坛以"制度·权利与国家认同"为主题,就"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族群政治"、"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问题研究"、"国家认同与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以及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五世班禅未能晋京原因探讨

五世班禅罗桑益喜(1663—1737)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之一,深得清圣祖康熙器重。康熙帝在1721年记述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事的《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把班禅额尔德尼的名字排在达赖喇嘛、固始汗之前,表明了清朝对班禅系统的重视。 清朝与班禅系统的良好关系,其渊源可追溯到清初。至于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693—1702)间对五世班禅的屡次延请事件,据笔者所知,学术界对此专题研究成果尚甚少。随着有关西藏历史的藏文档案陆续公布,为研究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本文即主要依据清代的有关藏汉文文献,就这一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历史背景等作一次新的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卷首语

历史上,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族群迁徙频繁,族群互动一直是边境民族社会生活行为的常态表达。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交织着族群记忆、国家制度以及国家关系等多重因素,多样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