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     

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

由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藏彝走廊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刍议

西南藏彝走廊是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着眼藏彝走廊的大区域,针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特征以及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可以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宗教的起因、宗教性与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对多元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在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以宗教信仰为切入点,横向比较了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各文化分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分析其影响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主要特点,指出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具有跨民族或族群,乃至跨语支传播的总体趋向,存在着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将藏传佛教因素有机地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的同时,仍从宗教职业者构成、本土语言和宗教观念等层面坚守本土的宗教信仰。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     

尔苏、多续藏族研究及其关系辨析

文章对尔苏、多续的基本情况以及既往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民族语言学界与民族史学界(包括人类学界)关于多续、尔苏之间关系认识的分歧,并对之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多续、尔苏以及里汝之间确实存在较川西南其他藏族支系更密切的亲缘关系的结论。     

藏彝走廊羌寨守护神文化建构的空间逻辑

藏彝走廊区域的四川松潘羌寨守护神空间中存在两类文化建构,一类塑造村寨空间和社会关系,一类表达族群空间分布记忆。两类文化建构蕴含羌寨区分和联系的空间逻辑,呈现羌寨空间、信仰、社会和族群相互运作特征。羌寨守护神个案扩大藏彝走廊宗教空间研究范围,同时起到让人们反思和拓展人类学空间研究理论的重要作用。     

藏彝走廊中"藏回"的民族认同及其主体性——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藏回"为例

本文以生活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回"为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将民族认同放在具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情景中来讨论,分析"藏回"身份认同的特点,挖掘、再现研究对象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挑战回族族源多元但认同一元的观点.本文将说明迪庆藏族与回族之间的族群界限是模糊的、流变的,他们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历史记忆是建构"藏回"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文化实践只是"藏回"认同的一个表层依据.     

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

族群迁徙是影响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因各种原因,自清代中叶以来大量汉族迁入九龙地区。汉藏通过通婚与经济利益互补等方式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族群关系。汉族移民入赘藏家,为二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汉藏文化的交流反过来又密切了相互关系,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双向进行的,并且他们也相对地固守与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地域研究:外部认知与主体性强调——以藏羌彝走廊为例

藏羌彝走廊的认知经历过封建王朝的"权力中心主义"以及"文化中心主义",也经历了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蜂拥而来的传教士的近代医疗、教育知识的洗礼。实质性的走廊的外部认知也拜陶然士(T.Torrance)、葛维汉(D.C.Graham)二人之力,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也建功至伟。随着接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教育的中国学者的跟进,20世纪40年代走廊的地理空间及内部文化实质已有基本呈现。1978年后费孝通先生的"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走廊研究再得活力。综合学科研究视角的提倡,也正好应对走廊的历史以及现状。在今后的走廊研究中,走廊中诸民族住民的主体性应该得到强调。     

多续藏族土司研究

学界至今无人对多续藏族土司作专门的研究,文章试图通过对咸丰《冕宁县志》及相关材料中有关多续藏族土司记载的解读,结合田野调查所得材料,来说明冕宁县多续藏族土司制度的沿革、运作和土司辖区文化的变迁,并对土司制度的消亡作一点探讨。     

十九世纪滇藏关系解释范式的反思

针对近年来中国边疆与族群研究中的偏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二元取向,本文强调汉藏边缘的地方能动性,不仅从边疆的一般性与汉藏边缘的特殊性来揭示族群交汇的特征,也对清末针对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交往的相关政策中的语汇进行分析;在方法上,本文借用"藏彝走廊"的概念探讨西南边疆的族群互动问题。     

高志英的《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出版

作为民族历史—地理概念,"藏彝走廊"是1980年前后费孝通在经过多年对以往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之后提出来的。该研究著述所涉区域处于费孝通所指"藏彝走廊"的中南段,其地理行政区域在当下属滇西北三州一市地区。作者通过对藏彝走廊中南段的滇西北民族(族群)开展历时和共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努力向     

藏彝走廊底蕴与茶马古道功用及该区域中"一带一路"指向

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华民族形成与走向的考量,数次提出民族走廊的研究命题,其中对藏彝走廊研究就有涵义递进的公开五论之说。沿着费老指出的门径,中国大陆学界近40年来对各个民族走廊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走廊”概念泛化到各个相关学科,从人文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到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边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看,藏彝走廊的成形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即出现南方丝绸之路时藏彝走廊已经形成,并因其茶马古道功能而使该走廊长期保留着内部的延续能力及其与外部的沟通活力。随着研究的进展,费老提示的该走廊的蕴涵被学人不断发掘;进入21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焕发出这个走廊的新活力,国家决策层所命名的藏羌彝走廊,扩展了该走廊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该走廊的研究将有更多的含义被人们所认识。     

关系主义民族学——读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自费孝通先生第一次提出"藏彝走廊"学术概念,至今已经30年了.①但是"藏彝走廊"作为一个自觉的学术研究区域和理论探讨对象,并进而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只是近几年间的事.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多元共生视野下的藏彝走廊族群关系——以大理邓川坝为例

位于藏彝走廊云南段的大理邓川坝,汉、白、回等族群共同生息繁衍,和睦共处,演化至今成为区域民族团结的典范.文化调试与族际互动构成了邓川坝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的两条主线,并显现出环境共居、文化共享、经济互联及社会互嵌的共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