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扬《藏彝走廊里的白马藏族:习俗、信仰与社会》出版

在四川与甘肃交界的摩天岭两侧7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一支2万余人口的族群--白马藏族。白马藏族居住在高寒山区河谷地带,房屋依山而建,一寨一村,以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为生。这支藏族支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文化。但作为生活于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一个族群,其在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民族,还是"族群"--释ethnic group一词的涵义

"氏族→部落→民族"是人们共同体演进的普遍规律.在世界人们共同体演进的过程中没有"族群"位置,不宜以"族群"取代民族,也不宜以"族群"表达民族以下支系.     

"纳木依"与"纳"之族群关系考略

作者从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对"纳木依"人与如今以"纳西"、"纳罕"、"纳"等为自称的"纳"族群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论析,认为纳木依人与纳西、纳人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东巴教源流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及其变迁.对一个民族要有深入的研究,有创新之见,就必须打破囿于单一民族的研究习惯,进行跨民族、跨族群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族群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八月过年的尔苏人

<正>深藏在四川石棉县深山中的尔苏藏族部落每年农历八月丰收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新年——“还山鸡节”。他们是中国56个民族及其支系中,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唯一一个在秋天过年的族群。尔苏人的新年会持续三天三夜的狂欢,其祭祀仪式和过年习俗更是神秘异常,依旧保留着远古时期农耕文化的鲜明特点。这个神秘的族群从哪里来,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如今仍然是个谜。     

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十五

自唐宋至近现代以来,世代定居在安宁河流域的多续人与周边诸族群发生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互动。这种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自然在多续藏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巨大反差,族群意识因而不断得到强化。袁晓文研究员以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求学生涯、工作阅历为个案,叙述并分析了一位藏学家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族群观。"一叶知秋",在全球化、经济化、一体化趋势加剧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理念,学者对于诸多在语言、历史、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族群应更多一份人文关怀。     

“培米”藏族远古氏族考据

青藏高原东南部与川滇交接处自称"培米"的藏族群体远古氏族问题一度被学界讨论,学者们提出了牦牛种说、白狼羌说、党项羌说和藏族说等不同的观点;然而,该群体本身也有自古流传下来的氏族叙述传统,有着自我的族群认知。本文将汉藏史料与本土历史文化信息结合起来,在他者和自我的双重视角下,对"培米"藏族远古氏族属性进行考证。     

伊萨:广西融水城卡屯巴哼人民歌演唱场合研究

巴哼人是广西瑶族众多支系中的一支,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信仰和歌唱文化。"伊萨"是巴哼人对"唱歌"的表达,其内涵包括了巴哼瑶歌和侗歌。在生活中,这两种不同语言的民歌被演唱于不同的场合,其内容也有所区别。但是它们在巴哼族群的文化体系中却共同承担着文化、族群和家庭延续的作用。     

学校教育情境中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上):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国家学校教育情境下学生如何建构族群认同感的问题倍受关注。本研究采用日记与文件分析法、访谈法与非参与观察法,剖析影响藏族学生族群认同感建构的国家政策情境、社区情境与学校情境。研究发现,学生族群认同感建构存在两种张力:一是国家和学校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而指定的族群认同感,二是学生通过藏族文化符号再现而声称的族群认同感。国家和学校期望学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框架下建构族群认同感,以便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的。     

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族群"与"民族"概念上存在着交叉关联.族群关系、民族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不一定都构成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有时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表述特殊的社会关系,族群关系却可以化解民族关系表述的"潜在危机".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具有多向性、非对称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许乎”与“达尼希”:撒拉族与藏族关系研究

在撒拉族与藏族的交往关系中,有"许乎"、"奥西"、"夏尼"和"达尼希"四个表示两族关系的词,其中",许乎"与"达尼希"是最常用的。"许乎"是藏语,意即朋友;"达尼希"是撒拉语,意即"认识的人"或"熟人",也可以引申为朋友。两者是甘青边界循化县撒拉族与藏族之间经常用以表示相互关系的称谓。在这里,撒藏关系非常密切,不同民族家庭之间有经常性的来往,他们互通有无,互相提供方便,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的族群关系变量,尤其是族际通婚率来衡量撒拉族与藏族两个民族的关系紧密程度,是行不通的。本文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经常性的观察,认为族际关系的好坏不能只通过有无族际通婚现象或族际通婚率的高低去衡量,至少这个衡量指标在循化县的个案中是没有解释力的。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近来美国学者郝瑞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对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拢”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尔苏、多续藏族研究及其关系辨析

文章对尔苏、多续的基本情况以及既往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民族语言学界与民族史学界(包括人类学界)关于多续、尔苏之间关系认识的分歧,并对之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多续、尔苏以及里汝之间确实存在较川西南其他藏族支系更密切的亲缘关系的结论。     

康北霍尔人的来源及历史演变蠡测

作为藏族的一个支系,康区北部的霍尔人与周围其他的藏族人群相比,在语言、体质、文化面貌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被普遍认为与蒙古族存在一定的族源关系。本文认为,康北的霍尔人的来源更有可能与元代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头回鹘即撒里畏兀人有一定的关系。公元1331年,一批撒里畏兀军队迁徙至康区北部,经过与周围其他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发展成为藏族的一部分,但依然保留了一些撒里畏兀人的文化传统和体质特征,被其他藏族人群称为“霍尔人”。     

关于水族族源和水书形成之我见

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水族是世代居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起源于南方百越族群的瓯、骆或濮支系,与壮、侗等民族有同源关系;水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书是水族先民仿照汉字创制的一种民族文字,而非<水族文化研究>中所说的水族"发祥于睢水"(今河南省滑县一带),系"殷人后裔";水书也并非是先秦时期受甲骨文的影响下创制的.     

榕垌村多民族文化心理差异及其历史成因 --兼论大瑶山周边地区壮族与明代广西西部"俍兵"遗民关系

广西中部大瑶山周边地区的榕垌村,是一个以梁氏壮族为主体的小型自然村落.它融合了壮、汉、瑶等多个民族七大支系的外来民族成分,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民族文化整体关系.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形态和各族群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诸多微妙复杂的文化心理差异.本文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推考这种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心理差异的历史成因,并证明以榕垌壮族为典型的广西大瑶山周边地区散居的壮族,很可能源于明代广西西部"俍兵",与当地瑶、汉民族一样,并非土著,他们几乎同期到达,激烈的生存竞争,三百余年来,构成了一个矛盾深远而又互相依凭融合的复杂微妙的多元族群关系.     

巴西:族群天堂的陷阱

巴西的族群,是印第安人原住民、葡萄牙人、非洲黑人三者混融的结果,加之其后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及亚洲移民的到来,使巴西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多文化交融互生的移民国家。论文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来分析巴西族群关系,力图与被冠以"族群天堂"、"族群熔炉"等的巴西族群关系形态形成对话,不管是历史的巴西还是现实的巴西,种族问题都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种族的等级结构从殖民时代的奴隶制传统开始,加之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渊源的白化政策加以固化,并一直延续至今。以巴西的族群关系为参照,回到中国的民族关系,以此来回应"第二代民族政策"、族群关系认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认知问题。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

多康藏区藏族是藏族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过程一直与卫藏地区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多康藏人与汉文史籍所载之“羌”人关系密切,藏文史书中的“董氏人”与氐羌系统人群应属同一部落群体。董氏人的部落群体从雅隆河谷一带向北、向东、向南移动和迁徙,又通过一系列分化和整合,最终形成这一特定区域的特殊族群,在不同文种以不同名称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