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中消费者隐私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加强网络环境下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是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电子商务环境中,消费者隐私权既体现为人格权,又体现为信息财产权,其受侵害的主要形式是个人信息被任意收集、被再次开发利用和非法转让。针对中国目前没有明确的保护隐私权的法律条款的现状,中国应建立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许可制度,确立个人数据收集使用的基本原则,科学设置免责条款。     

公共场所隐私权法律保护研究——以公共场所摄像头的管理为视角

公共场所存在隐私权,为隐私权的本质所决定,规范公共场所摄像头下的隐私权保护,应采取以下制度措施:制定统一立法;坚持权利本位的立法思想;确立比例原则和程序优先原则;明确安装主体和监管主体范围;规范安装区域和部位;确立告知制度;限制监控强度;强化监控资料管理;完善救济途径。      

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疫情信息的公开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但频发的隐私泄露事件也暴露了疫情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之间的问题。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范围已经被扩大化,为公益目的个人应当接受对其隐私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是合法、适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保护面临着知情同意规则失灵、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利益相冲突、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相冲突等困境。为保护个人隐私,必须严格规制疫情信息披露行为,首先要遵循相关法律原则保证其合法性,其次要保障公众的知情、同意和监督权保证其透明化,最后必须严格落实隐私侵权责任制度,严守隐私保护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     

论私密信息侵权归责原则的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侵害私密信息致人损害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民法典》将私密信息当作隐私权的保护对象,隐私侵权属于一般侵权行为,根据《民法典》适用的是过错原则。故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权不可避免会发生重叠保护,亟待厘清。其中,因侵害私密信息构成侵权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反之则适用过错原则,但为充分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应降低信息主体对过错要件的证明标准。为了避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滥用以及平衡信息主体与侵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应在对精神损害的“严重性”有所要求的同时降低对其认定的标准。     

公共场所的隐私权保护——以公共场所的视频监控为例

在公共场所进行视频监控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行为,但同时监控信息的滥用等,在一定程度上给公民的生活造成了困扰,甚至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为了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权利的关系,应对视频监控设施安装、监控结果的运用、私人权利的救济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网络人肉搜索与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研究

通过对一些有关于人肉搜索的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人肉搜索的运行机制。人肉搜索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搜索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信息生产方式。正确使用的话可以弥补机器搜索引擎的不足，但如果被滥用的话，则可能造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论我国安全保障义务制度——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中国《侵权责任法》构建了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用于解决公共场所和群众性活动的安全问题,有力地保障了这些场所消费者和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设置有其相应的法理基础。现行安全保障义务制度存在诸多缺陷,立法上应确定过错推定原则为归责原则、扩大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明确第三者侵权下的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     

涉隐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宪法约束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仅具有规范执法活动和建设透明政府的内在逻辑，而且其制度目的包括满足公众监督权和知情权，但由于公开的方式、内容不同，此种信息公开隐含了侵犯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的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三十八、三十九和四十条，作为隐私权的宪法依据，共同搭建了这一权利的规范基础。隐私权作为一项事关个人生存、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个人发展、保护个人精神追求的基本权利，不应当被随意减损。以对一起嫖娼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公开为例，从合法性和合宪性角度对该公开行为进行考察：合法性要求公开主体、程序、内容等方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宪性更要求公开行为要符合比例原则，符合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具备合理性。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合法性存在瑕疵，并且在必要性和均衡性方面值得商榷，不能给予合宪性认同。     

网络时代的隐私权保护探讨

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隐私泄露、滥用隐私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造成了对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领域的侵害，而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个人隐私权的法律。网络与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保护，在我国法律界还是一个新的命题。为此，要借鉴国际上的行业自律，抓紧有关立法工作，同时，加强与国际上的协调。     

冲突与协调：网络反腐视角下的官员隐私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成为公民实施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如网络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如何平衡和协调好网络反腐和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保护因网络反腐而受到侵害的官员隐私权权益,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于网络反腐与官员隐私权的协调保护,应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并从限制官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增强公民对官员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等路径保护官员的隐私权。     

论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之目的特定原则

目的特定原则对于在征信活动中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了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的安全性;二是在保护个人信用信息隐私权与其他重要利益间维持平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收集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处理和利用个人信用信息的目的特定,目的变更后的目的特定,目的消失后的删除义务。     

政府与网络隐私权保护

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是国家保护人权、维护公民尊严的措施。互联网的存在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极为方便,但使个人隐私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一方面,政府是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者;另一方面,政府往往成为潜在的最大的网络隐私侵权人。政府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应当遵守有限保护原则、合理干预原则、公开原则与参与原则。     

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从“人肉搜索”引擎引发的思考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型信息搜索工具,具有及时提炼有效信息、降低搜索成本、促进信息的积累和流动、更好地表达社情民意发挥舆论监督等优点。但与此同时,对它的滥用也产生了网络暴力这种危害后果极为严重的侵权行为。网络暴力往往会侵犯自然人的隐私权和信息权,因此,应通过加强隐私权的民法典保护和进行个人信息的专门化立法来实现对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     

我国基因隐私权立法探索

如何规范基因隐私权是生命科学领域立法的关键问题。基因隐私权表现出独有的法律特征 ,对其立法有利于确立公民人权理念。世界各国正将基因隐私权作为隐私权法的补充性规定。我国基因隐私权立法存在着不足 ,为了完善基因隐私权必须明确其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 ,建立直接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中的隐私权保护

在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过程中,对个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转让披露、出售三个环节中可能会侵害个人的隐私权。鉴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的现实,有必要借鉴国外个人征信发展模式中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经验。我国应从规范个人信息的采集范围和采集方式、完善披露制度、建立充分的权利救济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强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     

银行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在现代商业环境下,银行消费者的隐私权不同于传统民法意义上的隐私权,而其存在的财产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其成为易被侵犯的重点对象。在商事活动标准化、高效化的环境下,又使得这方面的侵权呈现大规模的特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对银行消费者的隐私权进行有效的保护,传统的诉讼途径难以满足被侵权人的基本需求。而行政救济、行业监管、行业自律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改善这种局面。     

微博时代私权保护与言论自由之博弈

微博使用过程中,微博言论可能会与名誉权、隐私权、商业秘密等私权发生冲突,这就需要通过包括道德、立法和司法途径在内的权利冲突协调机制来化解权利冲突,以保障微博言论的自由,同时防范其滥用导致的对私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宪法保障的必要性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棱镜门"等一系列独具时代特性的事件。网络世界各项技术的突飞猛进,不断威胁着每个公民的隐私权。政府机构侵犯公民隐私权不仅在技术上更加容易,而且在事实上也颇为常见。公民隐私权并没有被我国现行宪法列为基本权利。规范政府对公民信息的监控行为,强化对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障,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为此,亟需探究公民隐私权的存在价值与法理基础,并在宪法层面上寻求规范保障与救济保障。宪法保障下的公民隐私权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基本权利效力。     

人工生育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研究

人工生育中的隐私权,即指人工生育技术中公民的个人事实与私人活动受法律保护、不得被公开或非法侵犯。人工生育中的知情权是指人工生育技术中各公民获取与自己有关的官方或非官方信息的权利。因为本质属性与内容的不同,人工生育中的隐私权与知情权就非常容易出现冲突。对人工生育技术中出现的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工生育中各自然人对他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尊重并对自己的隐私权与知情权合理合法的行使。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适时删除制度研究

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适时删除制度,能够缓解信息长期存储给个人带来的隐私担忧,减少存储信息资源浪费,提升信息管理效率。构建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适时删除制度,具有法理正当性、利益协调性与技术可行性。域外实践的经验表明,合理的视频图像信息删除制度并不会冲击公共安全,且能够有效保护隐私和自由。我国应基于利益均衡原则和最小化收集存储原则,明确信息适时删除的主体、范围,根据区域和人群的敏感程度对信息进行分类,设置不同删除期限,对涉嫌犯罪和社会管理需要的信息设置删除例外,同时对未尽到删除义务的管理者进行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