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田野工作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不断地反思与完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田野工作还面临着新的方法、技术和理念。而对于中国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十分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们在原来的西方概念下所做的田野本身是不是缺少一种关于主体意识的讨论,缺乏对于"我"自身的问题与研究对象自身的问题之间的互动的探讨?为此,本期特别推出主打栏目"田野意境",反映中国人类学研究者对田野工作的反     

高志英的《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出版

作为民族历史—地理概念,"藏彝走廊"是1980年前后费孝通在经过多年对以往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之后提出来的。该研究著述所涉区域处于费孝通所指"藏彝走廊"的中南段,其地理行政区域在当下属滇西北三州一市地区。作者通过对藏彝走廊中南段的滇西北民族(族群)开展历时和共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努力向     

卷首语

人类自其历史发端起,就一直在不断调适自身文化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人类学以此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将文化视为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手段,把社会发展、文化变迁视为文化与环境适应互动的过程,进而,引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或"生态文化"等概念,     

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

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民族走廊,费先生先后四次做过阐述,其高屋建瓴的民族走廊理论以及对大瑶山的社会调查至今对我们研究南岭民族走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有关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史阐释、地理构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主张从民族走廊理论、民族迁徙与发展史、宗教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社会活动、区域开发等诸多方面来研究这一民族走廊。     

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     

藏彝走廊中藏文化的影响与辐射

在文化分区的基础上,以宗教信仰为切入点,横向比较了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各文化分区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并分析其影响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主要特点,指出藏文化在藏彝走廊具有跨民族或族群,乃至跨语支传播的总体趋向,存在着层次性和区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或族群在将藏传佛教因素有机地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的同时,仍从宗教职业者构成、本土语言和宗教观念等层面坚守本土的宗教信仰。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铭铭学术简历(含成果要目)

王铭铭教授,男,1962年3月出生于福建泉州.1981年9月～1987年6月,先后作为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7年10月～1993年1月,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系,为博士研究生.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西南研究答问录

张帆(下文简称"张"):王老师,您的研究是以东南汉人研究为起点的,我自己也曾到您研究的城市和村庄走动过,稍知您的研究本是汉人社会人类学的一部分.可是过去一些年,您似乎离开了东南,把精力投入到西南研究中了.我有幸参与了您在西南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初步了解了一点西南研究的重要性.今年我到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留学,博士阶段将作与民族学相关的历史研究.我没有研究西南,但关于西南的经验还是很有启发,很想多了解.     

藏羌彝走廊的研究路径

由于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次强调,"藏彝走廊"问题开始被学者们所关注,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实际的调查、研究。然而"藏彝走廊"的概念中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羌族历史文化的强调对于走廊的历史及现状的理解应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的羌语支((Qiangic或Kiangic))研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历史及现在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是"藏羌彝走廊"研究的有效方法。     

卷首语

学科问的交叉和互渗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互渗在中国更具有特殊意义。例如生态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交叉、互渗孕育出新的学科——民族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通过民族生态学的研究,人们可以获取当地人对环境的认知。对世界的看法。从民族生态学的角度来讲,环境并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实在物,而是人类感知与解释外部世界的产物,即环境是文化构建的产物,因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环境观,也就存在有     

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

本文通过对目前川西高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石器类型和文化面貌的分析 ,认为他们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南下的北方人群系统 ,正是他们将源自于华北地区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了川西高原。他们主要活动于川西高原的一些河流阶地 ,最南抵达了今攀枝花金沙江流域 ,并在此同由华南地区沿长江向西迁徙并有着大中型石器和砾石传统的人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此局面开启了后来历史时期源自北方的藏缅语族群 (或称“氐羌”族群 )同源自南方的濮越族群两大族群之间发生交汇、联系和融合之先河。这表明藏彝走廊南部地区成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之间一个交汇地带的历史 ,目前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藏彝走廊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刍议

西南藏彝走廊是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着眼藏彝走廊的大区域,针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特征以及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可以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宗教的起因、宗教性与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对多元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卷首语

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仍然是学术界关心的话题.付春的<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认,中华民族是在多民族的聚合与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深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     

李绍明先生的彝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自幼生活在彝区,很早就对彝族文化感兴趣。1953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陈宗祥、吴泽霖、冯汉骥、马长寿、林耀华等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在民族识别、社会性质研究等关于彝族的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硕果累累,弄清了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奴隶社会的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对彝族族源、族属及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所主持的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了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的先河,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李绍明先生还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民族学地位的交流和对话,对学术进行了反思,在此方面也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     

藏彝走廊底蕴与茶马古道功用及该区域中"一带一路"指向

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华民族形成与走向的考量,数次提出民族走廊的研究命题,其中对藏彝走廊研究就有涵义递进的公开五论之说。沿着费老指出的门径,中国大陆学界近40年来对各个民族走廊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其中,“走廊”概念泛化到各个相关学科,从人文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到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边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看,藏彝走廊的成形与茶马古道密切相关,即出现南方丝绸之路时藏彝走廊已经形成,并因其茶马古道功能而使该走廊长期保留着内部的延续能力及其与外部的沟通活力。随着研究的进展,费老提示的该走廊的蕴涵被学人不断发掘;进入21世纪,中国“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将焕发出这个走廊的新活力,国家决策层所命名的藏羌彝走廊,扩展了该走廊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对该走廊的研究将有更多的含义被人们所认识。     

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藏彝走廊羌寨守护神文化建构的空间逻辑

藏彝走廊区域的四川松潘羌寨守护神空间中存在两类文化建构,一类塑造村寨空间和社会关系,一类表达族群空间分布记忆。两类文化建构蕴含羌寨区分和联系的空间逻辑,呈现羌寨空间、信仰、社会和族群相互运作特征。羌寨守护神个案扩大藏彝走廊宗教空间研究范围,同时起到让人们反思和拓展人类学空间研究理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