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

作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一座丰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离经叛道”,却与西方现代派血脉相通。他反映了那么多现实,却又偏执于表现主观精神,渲泄病态心理和神秘的宗教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代派史前内容,应该从他所处的矛盾交错的时代、特殊的个人境遇和精神气质中去寻找造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的关系,揭示了一种复杂的精神和文化现象;其创作艺术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对研究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渊源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演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理性的诘问--论《地下室手记》及其在陀氏创作中的地位

《地下室手记》的主旨在于对理性的怀疑、诘难与否定 ,这使它成为最早的存在主义哲学经典文献之一。《地下室手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与创作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是其小说创作趋于成熟的标志 ,也是其后来全部作品的滋养源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边缘化儿童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存在着具有象征意义和某种精神折射作用的边缘化儿童形象。这些儿童在形象构成上往往性格的成分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带有形象性,但大多是思想意识的载体。在叙事情景中,这些儿童往往不具有一般儿童形象的心理纬度,或者即使有心理纬度,也是单一的、恒定的。他们在文本叙事中的存在主要是对叙事起着点缀、装饰的作用,并常常指向小说的某一主题。     

浅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人物刻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4 5年完成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小说主人公杰符施金使当年在普希金短篇小说《驿站长》里最早出现的“小人物”主题又有了新的发展。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兼谈国内别尔嘉耶夫研究的一个侧面

别尔嘉耶夫与作为一种精神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无论是从别氏的思想资源讲,还是从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全新阐释看,抑或是从他回应俄罗斯及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主要路径来说,都存在一种血肉关系。但国内学界对别尔嘉耶夫的翻译与研究,却过于侧重其哲学思想及其思想的德国来源,对其与俄罗斯文学的那种血肉关系缺乏应有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从近20年来我们所形成的新文学观中去寻找。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索尔·贝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索尔·贝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推崇,不仅早年创作直接模仿陀氏小说,在形成"贝娄风格"后,也多方面借鉴陀氏的写作经验.贝娄在受害小人物身上灌注神性,对生存怀有道德焦虑,以及努力揭示人物矛盾心理等都与陀氏的影响不无关系.     

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根据与发展过程

本文结合鲁迅的文章和经历,历数了鲁迅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体悟及其态度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鲁迅对西方这位文化巨人有着深刻、持久的思想共鸣和心灵感应以及高度的内在默契性.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

从“巨大灵魂的战栗”入手,通过层层深入的分析,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尤其是老二伊万的性格特征,认为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甚至分裂。作家从这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深深切进了那个时代的俄国社会和俄国灵魂。     

试论路翎的心理现实主义

路翎创作的最主要特点 ,就是他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一致的现实主义特色 ,抓住了路翎创作的心理现实主义 ,也就把握了路翎创作的神髓 ,真正理解了路翎     

“罪人”与“恶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再审视

众多的恶人形象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主要的人物形象群,而以往的评论多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形象,这多少造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误读。文章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恶人形象分为"罪人"和"恶人"两种,并揭示它们所蕴涵的宗教寓意,从而为正确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白痴”的形态，基督的化身

长篇小说“白痴”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理想”—基督的杰作。同时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基督”形象的理解已经成为俄国文学批评的“永恒问题”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艺术形象 ,恰当地阐释这一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作品中“基督”这一文化符号的理解。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维向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维向度具有内倾性、封闭性,人物呈现一种病态的心理特征。这些人物往往把自己困在内心的囚室里,在自尊与自卑、狂傲与畏葸、顺从与逃遁的两难困境中消磨着人生时光,内耗就是这种内倾性人生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核心。人物这种内倾性思维向度犹如一张网,要么鱼死网破,要么苟且偷生,或者逃遁到上帝那里。正是过度的内耗和思辩,解构了生存的意义。     

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以圣愚式人物为中心

日本著名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非常感兴趣。芥川在描写圣愚式人物时,有意识地吸收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无根性、苦难性、启示性等方面的描写特点,以表达他对“善”的思考、对完美人性的赞颂。对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芥川龙之介作品的艺术特色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     

宗教人本主义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俄罗斯文化中既有的宗教人本主义观念,并遵循这一理念解析人的奥秘,因此其创作的基本原则是肯定人的神性,并通过对“自由”概念的解读说明人的形而上存在状态,并试图提出一个最终解决现世之恶的拯救方案。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研究,综合历史学和现代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和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从传播到接受的途径和路线,再现其在当时被传播与被阐释的＂热捧＂状态以及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被时人接受的历史图景。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超人”之诞生。这种“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即尼采笔下的“末人”气象),恰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人”却被尼采视为“末人”。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构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要由两组对立的故事元素构成:强者和弱者,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由它们构成的小说结构具有表里不一的特点,即在内容上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在形式上却呈现闭合性的状态。这种结构模式的建构是由陀氏的宗教意识和困惑决定的。     

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

“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是指一种终极的价值信仰根据与道德行为规范的关系,它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重要问题：我们的道德行为是否需要一种至高的精神信仰来支持？道德与终极信仰可以有一种什么样的关联？本文选择基督教文化中最早以最鲜明和最沉痛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作为个案进行探讨,从而为反省中国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