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西域战争中汉王朝与匈奴双方都使用"诅军"巫术,是军事史记录中罕见的情形.透视其文化内质,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讨论汉匈西域"诅军"史例,不仅涉及汉王朝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军事行政方式,也有益于深化对当时数术文化的理解.     

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门庭"释义考辨

<战国策·齐策一>"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门庭",今一般解作"门前"或"门前和庭院".周掌胜则认为,"门庭"应是"朝廷"的意思.[1]笔者试对此说略陈浅见. 周文指出:"门庭"当为"宫门里的庭院","是大臣参拜君王的处所,故可将其概括为朝廷."又言,诸侯宫殿的库门与雉门之间有块宽阔空地,"它是群臣朝见君主的地方,即我们所说的朝廷".这样简单推论,失之草率.西周诸侯的宫廷是三门三朝制,三朝即外朝、正朝(治朝)、内朝(燕朝).诸侯上朝、议政理事之处在正朝,即治朝.<周礼·天官·大宰>:"大宰,王眡(视)治朝,则赞听治."郑玄注:"治朝在路门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视之,则助王平断."<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郑玄注:"此王日视朝事于路门外之位."这种格局到战国则发生了变化,国君议事朝会地点开始由正朝(治朝)移至内朝(燕朝),各诸侯周已普遍路寝听政.[2](P977)其时,原属内朝、路寝中君王居处燕息、聚议家事、祭祀婚庆的宫室庭堂,兼做了诸侯听政议事之所.古代的"堂"是建在一定高度的台基之上的.<释名·释宫室>:"堂犹堂堂,高显貌也."<礼记·礼器>:"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时有"堂上"、"堂下"、"升堂"之言,不乏君王在堂上办公议事、宴饮娱乐等公私兼顾的记载.例如:     

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

通过对"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及"大朝通宝"钱等文物、文献资料的考证,说明"大朝"是忽必烈于1271年(至正八年)改国号为"大元"以前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贵族政权的国号.这对于文物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敕撰三集"与日本诗坛风会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诗坛风会较之近江、奈良朝的诗坛风会,既有相异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而这都充分反映在"敕撰三集"中.就相同的一面而言,将汉诗当作娱情遣兴的工具和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至于相异的一面,则主要表现在摹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这种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进步.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

对网络时代文化权力的反思,不能缺乏对网络文化的去中心性在本体论层次上的内部质疑,尤其不能忽视其去中心性朝集中性的自我异化.需要强调,话语表达上的去中心不等于话语传播和话语影响力的去中心,物理拓扑结构和信息渠道上的去中心不等于信息传播上的去中心,传统威权中心的弱化不等于网络权力中心的弱化而只是意味着它的型变.我们要清除对电子乌托邦的乐观遐想,重审在网络语境下话语宰制的可能方式,意识到网络文化表层的碎片化和"狂欢化"在其深层次上所隐蕴的话语和文化霸权的集中.     

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分析

随着朝鲜致力于经济管理“改善”,中朝边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朝鲜外汇短缺和人民币利好的刺激下,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规模越来越大,但仍存在人民币单币结算、投资风险大、地摊银行盛行、监管困难等问题,需要从结算贸易方式完善、加强人民币监管、规范“地摊银行”等方面实现人民币对朝跨境流通流通的合理化.     

《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国交中的重要事件。前者缘起于《皇明祖训》对其先祖世系的误记,以更正《大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为终结。后者以陈请纂修《明史》勿信野史讹传为开端,以强烈要求更正官修《明史》中的讹误记录为最终目标。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乾隆"用人以罚"驭臣术之负面效应——以刘统勋三度受罚为切入点

乾隆"用人以罚",此种驭臣术是对传统理想君臣关系的逆转."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当朝名臣刘统勋三度起伏便是具有代表性案例.封建帝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驾驭臣属,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强王权,强化王权统治.但"用人以罚"并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