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

对日绝交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一直的呼声,国际联盟内关于中日战争讨论的进展是南京政府将对日绝交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契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及伍朝枢曾对绝交利弊进行过仔细分析。驻日公使蒋作实公开反对对日绝交,蒋介石认为此时对日绝交显然是弊大于利,不愿实行。其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从“不抵抗,不交涉”,渐渐转向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南京政府“锦州中立区”计划及其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向国际联盟提出在锦州一带设立“中立区”,企图借“国际参与”阻止日军继续侵略,并得到国联的一定认可.这一计划,因默认了日军对中国东三省锦州以东大片领土的占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以美、英、法等国不愿参与“担保”,对日妥协,日本对“锦州中立区”又提出了苛刻要求,结果无法付诸实施,锦州很快失陷.     

试论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幻想及其破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军侵略面前,蒋介石先是采取“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而后又过渡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最后倒向全面与日妥协,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对日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国联的态度,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主张的提出 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蒋介石主张公理解决东北问题最早的资料是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秉承蒋介石旨意转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对日不抵抗,将事变投诉国联解决的方针。中日两国遂在国联的“调处”下,围绕着事变展开一场外交斗争。这场斗争影响着事变的发展。本文略述斗争的梗概及经验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第二天,即9月19日,中日驻国联的代表即分别向国联第65届行政院会议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中日两国在国联的斗争由此开始。当时,中日两国都是国联的理事国。中国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制止日军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的“调处”。而日本则出于独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不愿国联介入。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杜吕蒙: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情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与数额”。9月22日,施肇基又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日军继续占领各地的情况,并公开提出上述照会中的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如发生战争或有发生战争之虞时,联盟应当采取相宜行动,以保证各国安全。按此条无对侵略国制裁的规定,当时日军的行动已属侵略战争行为,中国应援引相应条款要求对日实行制裁,但抱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锦州中立区”计划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辨析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计划，企图藉“国际干预”阻止日军进攻，保全锦州，维护国权。由于英、法、美等国不愿派兵“担保”、日本对“中立区”计划的苛刻要求以及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这一计划虽然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但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和淞沪抗战的失败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蒋介石在“一·二八”抗战中推行的反动方针，这个方针与“九·一八”时蒋介石“力避冲突”的电报比较言词有异，然而基调依旧，是新形式的不抵抗政策，其后果直接断送了淞沪抗战的大好局面。本文以详实资料就此方针的提出、它的实质、提出的理论依据作了分析，并在战役中的种种表现比较具体地论述，使我们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试析英国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心态和立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国政府一方面企图恢复英日同盟以保其在华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为维护自身“世界领袖”的形象而尽量使国联避免承担解决事变的责任。从这种阴暗的心态出发,英国在处理“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了“貌似中立,实则偏袒(日本)”的立场,还想方设法将解决事变的责任推向美国,并力劝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甚至以“国际调查”为名,让事变的解决不了了之。英国只顾一己之利,漠视国际正义,不仅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危害了世界和平,结果自己也深受其害。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入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论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一、“九一八”事变后历史的基本要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预谋已久所发动的突然袭击,由于东北军队执行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即迅速地侵占了东北铁路沿线的许多战略要地和重要城镇。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却深感统治力量不足     

“间岛”问题的由来及演变

“间岛”一词是朝鲜越江垦民创造的,原指我图们江以北光霁峪假江滩地。日俄战争后,日本欲推行“大陆政策”,征服东北,便决定利用朝鲜垦民的“问岛”说。日人先在舆论上极力扩大间岛范围,然后以间岛归属未定为借口,试图强占。中方在国势衰微的情况下,依据确凿证据,与日人进行了严正交涉。经近三年谈判,中日于1909年8月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了结此案。中国在交涉中丧失大量权益。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     

从“帕内号事件”看美国的对日绥靖政策

“帕内号(Panay)事件”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日在华的一次最大冲突，这是美国对日本长期实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美国对日本的退让妥协，决定了它在以后的美日交涉中处处被动，最终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与世界和平。     

从华北事变到“八一三”中日双方政策的演变

华北事变到“八一三”,是抗日战争的过渡阶段。亦即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其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华北五省“自治”失败到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不扩大”方针到完成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九一八”后的“不抵抗”政策到初步转变为对日态度的比较强硬,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幻想局部解决,到“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是什么原因使中日两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在抗日战争中有什么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认识中国14年抗日战争全局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几个日本军人擅自策划的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和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协调运营的结果.若槻内阁决定将“事件”当“事变”处理,等于对中国不宣而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断送了国共合作形成的大好形势,为日本发动新侵华战争提供了机遇。蒋介石拒绝张学良的团结抗日主张,压迫东北军贯彻不抵抗政策,致使遏制侵略的可能无法变成现实。国联袒护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继之又想从日本手中共管东北,助长了日本侵略气焰和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从此世界进入了战争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