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创新与人口发展的国际比较——以纽约、东京、伦敦、上海为案例的研究

大都市区不仅是人口经济活动的集聚地,而且也正成为创新的重要区域.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区的创新经验表明:稳定增长的人口规模、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和能够提供多种服务的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的市场和人口环境,是大都市得以成功实现创新和保持创新优势的关键因素.上海城市创新进程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相对匮乏,人口增长相对滞后,人口流动性、多样性与开放性不足,放宽人口和产业管制、差别化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及重视对高素质人才的公共服务等也许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有效的应对.     

大都市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演进及其思考

本文运用城市化空间阶段理论,采用人口普查数据,以上海为例并与伦敦比较,分析了大都市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进。研究揭示,1950年代以来的近60年中,上海处于人口郊区化过程当中,但1990年代之前的郊区化以行政力量为主导,之后则以市场因素为主导;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郊区化进程主要由外来人口迁入带动;相较于伦敦,结合面积的可比性等因素,上海的人口总量容纳能力并不逊色,但其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太高而郊区人口密度明显偏低,郊区化进程还有待深入。建议通过规划措施和公共服务引导大都市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疏解,以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推动大都市城市化的空间优化,并通过加强中央政策的统筹和引导,促使人口城市化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均衡有序发展。     

在华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法律应对

伴随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出现、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口激增,中国开始面临长期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犯罪问题。文章在分析北京地区近10年外国人犯罪的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国家的国际化发展与外国人犯罪应对体系滞后的现实问题,如何构建与城市、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相适应的外国人犯罪刑事政策,如何设置顺应国际人口流动的出入境犯罪罪名体系,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扩张中国刑法的适用范围、强化属地管辖意识和增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从而尝试为应对中国境内国际化大都市的逐渐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而做好法律层面的准备提供学理支持。     

大都市老工业地区人口调控和劳动保障问题探析——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上海为龙头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和发展中已经基本处于消亡状态,但由于人口发展变化的惯性和滞后性,老工业基地的人口调控和劳动保障问题显得相对比较突出。如何适应老工业基地知识化、创新化发展要求,通过政府对人口、就业、保障的调控促进老工业基地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以比较典型的上海杨浦区老工业基地为分析对象,希望通过对杨浦人口、劳动就业现状和问题的剖析,探索老工业基地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的发展之路。     

国际型体制：人才国际化的制度选择——以上海市为例

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基于此,上海提出了构筑国际人才高地的战略目标.但上海并没有及时进行人才国际化的体制创新,导致人才国际化进程被极大地延缓.因此人才国际化进程中必须伴随着体制创新,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聚才体制多样化、配置体制市场化、用人体制能本化、流动体制柔性化.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

铁路在中国兴建之后,作为一种新式交通工具促进了人口流动。铁路是近代向南北移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因铁路之兴建,大批外国侨民移入中国;在救助灾民、难民方面,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自身修筑也吸纳了大量人口,我们要充分肯定铁路在促进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人口生态、人口政策与国际移民——联合国《世界人口政策2007》评述

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通过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数据进行再统计与分析,笔者以为,当今世界人口生态及人口政策关注的三大问题依次为: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一大重要对策。     

上海"十一五"期间人口发展趋势与人口管理制度创新

通过回顾“十五”期间的上海人口发展情况,结合人口规律和“十一五”期间上海的经济发展目标可以知道:2010年,将上海人口总量控制在1900万左右,并且实现人口密度的合理分布十分必要。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建立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机构,以人为本,以居住为基础,提供畅通、安全、可靠的人口信息登录平台,实现人口管理制度上的创新。     

口岸入境旅游流扩散转移特征研究——以上海为例

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也是我国重要的入境口岸之一,每天由上海入境中转前往国内各旅游区的入境旅游者不计其数.那么,上海的入境旅游者向我国西部各省市的转移是否存在一定规律和特征?本文通过对以上海为中转入境口岸的旅游流向西部地区扩散的转移态、转移密度、竞争态等的分析.得出了上海入境旅游流向西部转移的特征及从上海中转的入境游客对各省的国际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程度,从而为西部各省区制定旅游规划、开展市场营销、发展国际旅游业提供参考.     

古罗马的人口和人口政策浅论

古罗马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人口存在状况和人口政策。总起来看,古罗马的人口和人口政策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1)在婚育观上,罗马人实行早婚,提出了优生的主张,并认为多子多福;(2)在人口政策上,罗马人鼓励生育和控制人口数量;(3)公民人口数量历经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期的发展;(4)人口的年龄构成表现出人均寿命偏低和未成年人比重较大的特点,家庭的人口规模则变小。     

“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

对于流动人口存在着不少"污名化"的现象,认为流动群体是问题群体,如违法犯罪率较高、计划生育超生,等等.如果分析仅停留在一些粗指标的比较上,那将掩盖问题的实质.从"人口统计事实"出发,以动态的结构视角解读统计数据,就会发现这些数据的误导性和欺骗性.对流动人口的"偏见"、"污名化"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更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     

新疆人口形势报告

新疆的人口问题与全国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别,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文章深刻分析了新疆当前的人口形势,揭示了新疆未来一段时期的人口发展趋势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全面加强新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控制与环境伦理

人口控制是消解人口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环境伦理课题。人口控制就是把人口数量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 ,同时不断提高人口质量。人类要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就要对传统生育观念进行伦理反思与批判 ,正确认识人口控制的环境道德义务与责任 ,自觉遵守人口控制的环境伦理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原则 ;生育自由与生育控制相统一的原则 ;优生优育的原则     

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由于宋代赋役沉重、土地兼并、“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和人口增多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破产失业农民。他们组成的流动大军“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在流浪中寻找生机。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应募服役,从事手工业,经商或进入城市,出家为僧,最后一条绝路是沦为盗贼。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由此部分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birth squeeze

Birth squeezes result from an im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males and females in the childbearing ages, and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births.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a birth squeeze, the observed male and female age-specific birth rates we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underlying fertility magnitudes, which reflect the mutual propensity of males and females of specified ages to have a child. The fertility magnitudes, readily expressible in terms of the birth rates, are nonetheless independent of the age-sex com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while the birth rates are affected by compositional changes. The two-sex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2, the average of the male and female TFRs, is advanced as a summary measure of fertility independent of the birth squeeze, and a simple index, U, is defined to measure the severity of the squeeze. Analyses involving stable population models, alternativ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and the birth squeezes found in contemporary populations documen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birth squeeze for studies of fertility. In particular, the size of the distortions introduced by the birth squeeze was seen a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fertility itself. In high-fertility populations, the birth squeeze depresses observed female age-specific birth rates, and thus conventional measures can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 the fertility reduction needed to end population growth.     

新农村人口的流动与转移

人口流动问题是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新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还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新农村的人口流动的年龄、经济特征、居住类型、滞留时间等特征进行了研究,探究了人口转移的策略:包括加强基础教育、创办职业培训、以及加快小城镇建设等。     

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口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前提与基础,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依赖于合理的人口政策的推行。社会条件的变化要求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中国人口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对人口政策适时进行调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口流动的效应分析

我国人口流动加快,促进了经济发展,催化劳动力市场完善,加速城市化,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实现有效就业,同时也有一系列负面影响.在分析人口流动正负影响基础上,进一步把人口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讨论了人口流动的向度和量度对人口系统现代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