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贻矩墓志录文商补

薛贻矩是五代后梁要臣,官至宰相.薛贻矩墓志的出土,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但业已发表的薛贻矩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直接降低了该墓志的利用价值.文章利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比照原拓,对薛贻矩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希望有助于晚唐五代史研究.     

太平天国文献俗字研究述评

太平天国文献俗字是广西俗字研究最为典型的文献材料,目前太平天国文献俗字研究各方面成果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是太平天国第一手文献资料难以获取;二是研究对象不明确;三是研究系统性不强.今后太平天国文献俗字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俗字的地域性特征,深入考察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归纳广西俗字的造字用字规律.     

《洛阳新获墓志》唐代墓志释文商榷

《洛阳新获墓志》收录洛阳地区新出土的东汉至民国的墓志,公布图版,有释文,并进行了简要的文史考证.但其铭文的释读还存在不尽妥当之处,其中的唐代部分铭文存在释读错误、缺字和衍脱等现象.     

北朝石刻俗字类型举隅

石刻作为未经窜改的第一手材料,文献真实性强,其产生时间、地点确切,能为文字的定时、定点研究提供直接证据。本文以北朝石刻为材料,初步分类描写当时俗字存在的普遍面貌,并对其产生理据作出一定的解释和分析。     

俗字对正字字体的变异分析

汉字的符形系统是汉字使用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中俗字的存在也不例外。俗字和正字的字体有差异,但是很多时候,俗字并不影响文字作为交流工具的表达效果,因为俗字和正字字体的差异是有规律可循的,俗字没有背离汉字构形体系。     

中国传统起名方法中的俗字观念

中国传统起名、改名活动不仅是一种庙堂文化,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为社会大众的通俗文化。从起名、改名对汉字形音义的理解、描写和应用实践中,可以挖掘出与传统文字学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特的文字观念,我们称之为广义文字观念。通过此类文字观念的探讨,补苴一般俗字研究侧重字形特点和来历研究的局限,可以使俗字研究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展开。     

"番禺"考辨

岭南学者轻而易举地以"五羊献穗"的故事解释广州又名"羊城"的因由,惜未能续以把握华夏、荆楚文化南播的特点去释读"番禺".其实,"番禺之名最古"(屈大均语),番禺的得名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饶宗颐先生说,番禺的名字"亦大有研究价值".但是,毕竟年湮代远,线索难寻,彼古义冥昧,欲考辨精详,殊非易事.此前学者之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说法较欠浅近,有的说法虽迫近源来但其考证不及本义.可以相信,多少前代学者穷思苦索的真义一经寻回,必能令世人一睹古番禺文化的斑斓耀目.     

刘懿墓志考辨

刘懿墓志是南北朝时期一块有名的石刻,高63厘米,宽56厘米,32行,行33字,共896字,字体遒劲,结构严谨,是魏刻之上乘。《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山右金石记》、《越缦堂文集》、《山右石刻丛编》、《宝鸭斋题跋》、《八琼室金石补正》、《写礼顾读碑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碑帖叙录》等,均有著录和考证。刘懿是北魏后期人氏,弘农华阴人,《魏书》无传。《北齐书》列传中有刘贵者,秀容阳曲人,其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与刘懿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完全吻合(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十一月,长子名元     

墓志异名考释

墓志作为一种纪念死者、赞颂功德的幽埋明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漫长。墓志的质地和志主身份各异,墓志文体及志石形制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异名,情况复杂,但实质基本无别。其产生原因和丧葬的产生与志墓习俗、墓志进程的阶段性、形制的不统一性及志墓材料的不同、封建社会中官僚贵族礼仪制度的需要及歌功颂德的驱动、儒释道文化的共存、墓志文体和形制的连用有关。     

五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存续时间较短,但由于其处于唐宋交替之间,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这一特点.通过探讨五代时期刑罚制度的变化,进而说明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它对宋代刑罚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     

细论五代武力集团义亲关系

为政治利益而结成义亲关系是五代武力集团的普遍现象。根据双方主体在结成义亲之前的关系状况,可分为多种类型。在动荡的政局中,义亲关系也发生不同的变化。义亲关系的泛滥反映了武力集团内部关系的复杂多变性,表明儒家伦理秩序观念在迷信武力的时代中无法得到正常维持。     

《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五代御史台职能的发展与变化

五代御史台的设官基本沿袭唐制 ,然其品阶却有不小的变化 ,且外台兼职更加泛滥 ,致使监察效力大打折扣。从其职能来看 ,除了推鞠狱讼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外 ,并有不断事务化的发展趋势 ,承担了许多本不属其职责范畴的事务性工作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监察工作。加之当时藩镇林立 ,强臣跋扈 ,尾大不掉 ,使御史台难以正常行使职能     

虚文政策与五代时弊的扭转

五代的文化政策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视.事实上,五代虽重武,但亦有文事.不过,五代对文化所采取的虚文政策,虽然反映武人政治对文化的态度,但从长远的角度看,由于在这种政策下实行了一些文化措施,使儒家文化通过科举的提升和官学中雕版的传播,不仅没有在五代废绝,而且对五代时弊的扭转和宋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敦煌变文所反映唐五代新兴语法格式的动态考察

在基于文本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敦煌变文具有重要的语言史料学价值。仅从语法方面来看,它基本反映了唐五代这一汉语重要创新时期的语言特点。尤其是由语法化所引起的某些结构关系的调整以及由此生成的新兴语法格式,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如具有时体标记的述宾结构、以光杆动词收尾的处置式以及早期的尝试态句法形式等。这些新的语言因素在汉语史上经过了不断调整和优化,成为现代汉语同类结构的直接源头。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隋唐五代汉语“洗涤”语义场考察

隋唐五代时期汉语＂洗涤＂语义场含有14个场内成员——＂沐＂、＂浴＂、＂澡＂、＂盥＂、＂浣（澣）＂、＂洒＂、＂濯＂、＂溉（摡）＂、＂洗1＂、＂涤＂、＂漱＂、＂漂＂、＂汰＂、＂淘＂。义场格局较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为旧词的消亡和原有成员的发展演变,这一时期没有新词的产生。